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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药】到底什么才是“可以胜任的工作”

用户投稿热心的帅哥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4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读药』是界面文化每周推送的固定栏目,专为读者定制解决人生疑难杂症的文化药方。每周,我们会选取读者提供的“病情”,针对一种“病症”推荐适用的书籍、影视、音乐、文艺活动等,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美好。想寻医问药吗?欢 ...查看全部

『读药』是界面文化每周推送的固定栏目,专为读者定制解决人生疑难杂症的文化药方。每周,我们会选取读者提供的“病情”,针对一种“病症”推荐适用的书籍、影视、音乐、文艺活动等,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美好。想寻医问药吗?欢迎进入“读药信箱”给我们写信,聊聊你的疑难杂症。


本期读药,我们想与大家聊聊“转行”。


不久前,一位读者来信告诉我们,Ta刚刚经历了失业、再就业、转行,对这一系列工作上的变动深感不安。其中的很多迷茫与困惑,或许你也曾有过:





@浮游生物:


失业快半年,工作方向从一开始的坚定,到后续的迷茫,再到现在犹豫不决。今天刚面试了一个新工作,意向不错,可是和想要的工作方向几乎完全不同,可以看作是转行。其实当初投这份简历,也是误以为它不会太复杂,可以让自己谋生,然后想在这段时间提升原来工作方向的技能,等到有机会再冲回去。可是面试完发现,每份工作都需要投入。另外,也无法向自己、向家人交代突然的临时转行。非常疑惑,痛苦窘迫的日子有结束的一天吗?哪怕只是暂休。





每一个毕业生都希望在步入职场之初就能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多数人最终只找到了一份可以胜任的工作,而真正上手后,又有不少人发现,具体的工作内容与想象中并不相符。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这份工作真的适合我吗?是应该继续干下去,还是跳槽?如果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该怎么办?


在近日出版的《工作漂流》一书中,作者稻泉连记录了8位日本年轻人的职场故事。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第一批从业者,身处“就业冰河期”。在稻泉连采访的几年间,这批“迷惘的一代”正在职场中漂流不定,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中村友香子就是其中之一。从一心渴望从事出版工作,到最终进入完全陌生的食品业并成为一名管理者,她的转向之路历经曲折,逐渐改变了她对“工作”一词的理解。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书中选取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工作漂流》

[日] 稻泉连 著  窦心浩 / 谭婉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07


[h2]《到底什么才是我“可以胜任的工作”》[/h2]

文 | 稻泉连  译 | 窦心浩 谭婉心


在大约六年前的2002年4月,故意落下了一个未修的学分而未能按时毕业的中村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待业者。她在两个地方来回奔波,一家是连锁副食品店,一家有关ADSL连接技术的体验支持中心,过着同时打两份工的日子。


她把重心放在了从大二就开始去做兼职的那家连锁副食品店。这时她就很少站在店铺前做迎来送往的门面活儿了,而是在店里做起了正式员工的辅助性工作。有时店里连一个正式员工也没有,在很多日子里,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他们这种经验丰富的非正式员工完成的。


过了正午前后客流量达到峰值的时间段,她一般在下午3点进店,晚上在打烊、关闭结账通道后还要一直待到11点、12点,这期间要为第二天的营业做准备。


“在我那时候,一般在1月和2月向大型出版社投递简历,3月接受面试,4月等待内定录取通知,所以到了4月就稍稍有些坐立不安了。大型出版社的面试进程都已经结束后,其他出版社的面试却还没开始。一时间觉得和宣传有关的工作好像也不错,但之前对其他行业也并没什么研究,于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去出版社工作,参加出书的策划与实行——原本就抱着这种信念去东京上大学的中村,同时也是一名校外“就业活动兴趣小组”的成员。在这个小组中,他们一起编写简历、撰写小论文,然后再交互传阅点评。或以“周刊杂志”或“女性杂志”为主题对象,组员们一起讨论杂志主体的特征、受众群体以及做广告的倾向。有时还会请来供职于媒体行业的前辈做讲座,接下来还要请前辈们帮忙看看简历制作是否恰当,以及还需要怎样的改进。成员们在相互比照求职信中,互相指出对方的亮点和缺点,渐渐变得熟识起来,中村在大学四年的后半段时间里,和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但是,一说到找工作,所想到的目标对象就是出版社,也时常与小组成员们一起为求职活动做着准备,但不能说这带来的影响就一定是正面的。


本来去应聘的就是实际聘用人数比较少的出版社,一时间,去参加入职考试的小组伙伴们都接连宣告失败了,于是周围开始出现很多跟她一样工作悬而未决想要延迟毕业的“难友”。因此,在她心里滋生出了一种“不是我一个人”的安心感和连带感,也许就在此时,她错过了向其他行业其他职业转向的机会。


“周围‘放弃挣扎’的人有很多。因为并不知道有利于求职者找工作的黄金期是什么样子的,在工作迟迟没能敲定的状态下,就会直接认为‘啊,原来这就是找工作的现实’。怀着满腔热情想要好好拼上一把,但从结果来看又根本无济于事。内心里消极放弃的声音逐渐占据了上风——随便怎么样吧。”






大学毕业后的这半年,中村继续在连锁副食品店干着兼职。现在店内的运营基本上全部交由她负责,一切对于她来说是如此得心应手,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她越发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了。商品进货的工作充满乐趣,教导新人实习生的角色也让她获得了满满成就感。甚至有时总公司还会就新菜单的开发征询她的意见,这时候她就会和东京都内以计时工身份工作的老店员们一起,讨论调料的合理搭配、简易的包装方式并分享自己的心得。参与讨论的正式员工们也十分平易近人,整个会场气氛出奇地和谐友好。


她也想过,就这样顺势成为体制内的正式员工或许也不错。帮衬店长的辅助性工作做久了,她甚至觉得,执着于出版社工作的那个自己正在逐渐远去。虽然晚是晚了点,但她开始意识到这份工作所具备的优势,再加上大学也已经毕了业,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再考虑去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行业工作恐怕更不现实。


出版社没指望了,接下来就涉足食品行业吧——


但如今她总结出,这种考虑本身也许就潜藏着观念错位的苗头。


“虽然那两年找工作失败了,但我相信,在兼职中所收获的工作经验能让我自信地迎接面试。把从前积累的这些经验应用到新工作中就行了,要说的话,我当时还想成为店长呢,当了店长的话,店内的大小事务都能交给我全权负责。”


但是,当时她没能注意到的是,这种对“想做的事,喜欢的工作”坚持到底的心情,与在出版社碰壁的理由其实是重合的。


“脑袋里只想着‘行业种类’,缺乏对‘工作方式’应有的观念,所以心理上开始向食品店倾斜后,曾经那么心心念念的传媒行业就迅速被我抛在脑后了。”


……


最初的一个月,她一直处于玩命工作的状态。早班是8点半上岗——临时店员一般晚上6点就能下班,而正式员工要一直在店里待到晚上8点左右。晚班原则上是从下午2点直到商场营业结束,晚上8点半是百货商场的关门时间,等到顾客完全从商场里走出来又要花上半个小时。


晚上,等到卖场里顾客都走空了,她就会关闭结账通道,接着清理库存进行货品预订操作,做完这些再默默继续往来搬送留存货品。到了最后,还要在相应位置摆上捕鼠器,直到这里,一天的工作算是全部完成了。做完这些店铺关门扫尾工作,早的话晚上10点,迟的话有一次差点错过了末班电车。一周里有时放一天假,有时一天也没有。


像这样工作了一个月后,她感觉到从前在连锁副食品店打工时所构筑起来的自信竟随之崩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特别让她觉得难以接受的是对于塌坏甜品、碎裂饼干的处理方式,还有需在过期前半个月作废处理的礼品装商品也经常让她头疼不已。以前打工的超市规定,必须要在严格清点货物之后上报流失损耗率,容不得半点掩饰和瞒报。但在这里,处理方式就变得十分敷衍随意了,好像只要销售业绩良好这些问题便都可以忽略不计。店铺女店长经常拿到全店的销售冠军,十分具有领导气质,但她有时会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下变形塌坏的蛋糕,还把这些钱也算进营业额当中。


店长一旦生起气来就会非常恐怖,要是有人想把这些商品作废处理,那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斥责,包括临时店员在内所有人都对她感到十分畏惧。所以就算没有具体指示,手下的店员也不得不效仿她的做法,自己掏腰包买下这些无法继续销售的商品,到头来这倒形成店里的一种风气了。


“即便不能忍也要继续忍着,好不容易成了正式员工,这时候辞职的话在社会上更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了。”她心里逼迫着自己这么去想,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却控制不住地涌上心头。


“最让人感到心累的是,和以前做的工作一比,离自己想做的工作是越来越远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结构上来说,以前工作的地方都要更大更完善,也更有连锁店的气势。在这边却被说成是‘不中用’,这实在让人觉得接受不了。”






离放假还有一周的时间,母亲和妹妹都忿忿地指出,这已经到她可以承受的极限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那根一直紧绷的弦突然断了,她身体上的不适感一天比一天加重。


她还是逃离了这个地方,申请了带薪休假,回到了九州的老家。


在假期结束的时候,她并没有选择按时返回东京。


在这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她对“工作”所持的看法似乎有所改变。


稍微冷静下来之后,她开始总结,在工作时到底什么能为她带来快乐,什么又会让她感到痛苦。结果发现,之前所在公司的最大问题来自店长施加的压力,与之相对,与同事们接触交往,一起讨论店铺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光则能给她带来收获感。这不是商品销售本身所带来的,而是一种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快乐。


接着她在一家大型人力资源公司注册了个人信息,在与职业顾问的交谈过程中,对方也正好指出了她的这种意向性:


“我说中村小姐,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从具体工作性质来看待工作这件事怎么样?要是本身喜欢与人进行接触的话,其实也没必要非待在实体店铺不可。”


她终于意识到,正如这位咨询顾问所言,原来她并不是非去出版社不可,而是根本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可能性。眼里只看到自己认为有可能胜任的职业,一旦认定就非此不可,于是亲手画地为牢,把自己禁锢在了一个狭小的世界里。后来觉得店面销售的工作适合自己便一头扎进去,也是同样的道理。


咨询顾问继续说道,如果她能接受的话可以为她提供几个职业建议。比如管理员工调职升迁的电话咨询中心总监,再就是人力资源中介公司、人力资源调派公司或者门店里主管人事的部门……


“从事完全不熟悉的行业也行吗?”她问道。咨询顾问回答说:“这跟什么行业没有关系,你只需要根据我说的工作性质去找,金融也好建筑也好,具体干的事其实都是一样的,不用担心。”她听完,心里便稍稍有了底。


她想起一年前,就业科的男老师向她推荐了一份食品厂商下属总务部的职务。


这家企业以冰淇淋、冷饮类食品为主打营销产品,创立于战后初期,是一家业内老字号了,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设有门店,并同时拥有好几家工厂用以商品研究和生产。也许因为公司还未上市,产品所占市场份额较为稳定,公司上下都弥漫着一种安闲悠然的气息。


“先工作吧,抓住这个工作机会对我来说是最有利的选择。”


她对自己说道。这个时刻也意味着她的“求职期”被正式画上了一个句号。


……


2008年的某一天,正值一年中的招聘季,待在分公司办公室里的中村面对着桌前的电脑,暂时忙完了手头的工作。


一晃离当初进入公司已经过去两年时间了。


刚进公司时想去的是营业部,结果却事与愿违,被分到了总务部中的会计部门。每天都坐在办公桌前,和一堆与银行存款转账有关的文件及传票打着交道——这和她想象中的工作场景真是有着天壤之别,既跟图书出版沾不上边,又跟食品经销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连原先说好的要做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也化作了泡影。


但她也发现,自己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某种工作持有固定的执念或偏见了,不知道这是一种成长还是一种妥协。但确实上司和同事们待人都很好,公司的业务发展和销售业绩都保持在理想的水平,没有那种苦于销售任务削尖脑袋也要提升业绩的工作压力,公司整体氛围给人“家”一般的舒适感。因此她想,或许这个工作正好适合自己。


在学生时代加入的就业活动兴趣小组的成员中,有好几个同伴都进了出版社,但现在就算听着她们关于职场的闲聊,自己也并不会有多羡慕了。


而且,她继续说道,看到这几个朋友的状态,她终于知道她们为什么能被录用了。


“她们是那种,就算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也能因为工作强打起精神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专心致志投入的一类人。我自问可能做不到像她们这样拼命,或许正因为此我才应聘失败的。”


现在,看书仍旧是自己的一大爱好。但以前自己总把这种爱书的喜好跟未来要从事的职业紧紧绑在一起,而现实与自己的想象则是全然不同的。当她重新审问自己究竟是不是真心想要做跟图书出版相关的工作时,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平时读读闲书陶冶陶冶情操,读到有趣的书目时也向朋友们介绍一下而已。






如今,在这家食品公司做着事务性工作,中村的心也随之安定了下来。


虽然她没有多少财会事务方面的工作经验,但这两年来,她理清了许多工作上的头绪,对具体事务也有了更多的把握,这也变成了她继续干下去的动力。就像最近,她上头的直属领导被借调到了其他联营公司,部门新来了一位科长,对方因为长期处理实际业务,而对具体交易状况的把握显得较为生疏。因此,近期来自其他部门关于财务方面问题的解答任务,就集中落在了中村身上——“这个,应该算作接待费吗?”“这按照公司的规定,应该怎么处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前面对这类提问,她只能向总公司的财务主管打电话问询,但近来她可以基于自身的判断向对方提出可行性建议了。在财务问题上有几个固定的回答模式可供参考——“总公司的XX先生/女士应该对此有所了解”“这件事可以咨询一下副总”……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她也逐渐知道了什么样的事件中间会存在些什么问题。于是她慢慢摸清了整个公司的结算系统,了解了其中的一些相互关联和内部门道,因此只要不是碰到相对复杂的问题,她都能凭自己一力解决。


……


对她的跟踪采访总共历时三年,最后一次,是在此一年后进行的。那时,正值春天逐步走向尾声的时节。


许久不见,她看起来显得越发干练和自信了,一问原来是获得了“主任”的头衔,接着被调派到了其他部门,负责起营业部收发订单的管理工作了。


“和以前相比,现在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很大转变。”她说道。


“以前视线总集中在自己身上,老想着自己以后会变得如何如何。想要做图书出版、想去公司总部上班、想当上店长……到底能不能达成所愿,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些愿望,脑子里全被这些问题所占据了。现在,竟然产生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辞职的想法,你说这奇妙吧?而且看问题的角度也变得多样了,比如,要是辞职,这手里做到一半的工作该怎么办,对公司又有什么影响,就会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了。”


在她身上,已经看不见昔日那个一心想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且面对现实固执己见、毫不妥协的女大学生形象了。


自己能为这个社会多做点什么,身上又肩负着怎样的责任——不论她自己是否意识到了,但我想,也许如今,她正在学习和摸索着“工作”一词所蕴含的更深层涵义吧。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工作漂流》第二章,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文学退向保守:《洛丽塔》这样的作品在今天还会出现吗?

用户投稿夏小语12138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0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我创作过一部书写罪恶淫欲的文学作品,以前我基本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它,但是今天我有话要说。小说《帕特尼》(Putney)写完后,我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Jonathan Cape)的前任编辑决定不予出版,故事背景定于上世纪70年代,讲述了一个13 ...查看全部

我创作过一部书写罪恶淫欲的文学作品,以前我基本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它,但是今天我有话要说。小说《帕特尼》(Putney)写完后,我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Jonathan Cape)的前任编辑决定不予出版,故事背景定于上世纪70年代,讲述了一个13岁的女孩与一位年长男子“偷情”的故事,几十年之后,她才意识到那段感情实际上是一场虐待。那位编辑丹·富兰克林今年在接受《旁观者》杂志采访时透露了原因,“如果现在有人交给我一本《洛丽塔》,我永远也没办法让它通过团队的审查,那里全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们会说:‘如果真的出版了这本书,我们都得辞职。’”他认为反性骚扰运动和社交媒体是其中的根本因素,“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唤起大众的愤怒。”


幸运的是,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的团队中绝大多数是女性,而且年龄层次分布均匀,他们勇敢地接受了《帕特尼》。《观察家报》也称这本书是“反性骚扰运动时代的《洛丽塔》”。无论富兰克林的言论是否属实,他的立场都揭示了如今的出版业存在着怎样的恐慌。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都是一个战场,而且在眼下,我们正处于两代人性别观念的交火之中。从前都是老一辈把他们的传统和道德准则强加给年轻人,但是现在年轻人也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尤其是在性、性别和权力的问题上。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目睹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很多年长的男性和名人以为自己逃脱了性虐待儿童的罪责,但是现在一个个都被关进了监狱。过去那些未成年的“追星族”和偶像睡觉,我们都不当回事,甚至还会笑话他们;现在看来,他们无疑都是受害者。我们正在重新评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的性自由运动为女性带来了什么,弗吉尼亚·尼科尔森的新作《性是为谁的?》(How Was it For You?)讨论的也是这个话题。我女儿这一代人是在性别平等和征求同意的观念中生长起来的,随着反性骚扰运动的每一次曝光,我的80年代青春对于他们来说开始变得更加怪诞,更加难以理解。


年轻人清楚什么是同意,什么是虐待,什么可以说,该由谁来说;而老一辈即使经历过性别革命,也依然觉得这很复杂。这种代沟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国掀起的反对浪潮,以演员凯瑟琳·德纳芙为代表的法国女性支持性诱惑,反对他们眼中那种简单粗暴的清教徒式、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政治正确。《美食、祈祷和恋爱》的作者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她也是反性骚扰运动的“狂热支持者”,但是过分关注征求同意让女性的角色变得非常被动,女性“只有让步和拒绝两种选项”。自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忒》以来,性一直被当作是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女性自己“想要寻找性伴侣”的狩猎欲望呢?




同意的概念被过度强调了吗?


我问我23岁的女儿同意(consent)的概念是否被过度强调了,她反驳道:“当下强奸还是一个大问题,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争论同意的重要性,不能混淆轻重缓急。”我又问了26岁的女儿,“这个世道对于那些敏感、聪明的小伙子来说有时一定很艰难,他们必须非常小心自己的言行。”“这是为了让他不成为一个混蛋,”她的回答很简短,“这并不难,只是言语和行为上的尊重。”


父母那代人对待任何事情都是一种模糊的态度,不论是性还是环境,而千禧一代常常认为这种态度很迷惑。最近的一个晚宴上,我坐在安德鲁·马尔(译注:苏格兰记者及时事评论员,主持BBC一档著名的人类文明历史纪录片《安德鲁·马尔的世界历史》)旁边,他说:“我们正在经历一次完整的道德地震,我们在孩子们眼里都是道德败坏的。”


年轻人的每一次整顿都属于一场更广泛的斗争,目的是打击可怕的极端势力,诸如极右势力、厌女症、跨性别恐惧症和色情文学。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虽然我的两个女儿都认为界线很明确,但是我的中老年朋友时常会感到困惑,甚至是紧张,他们需要去探索一个被重新划定的新区域。有些时候,某个人可能会误闯语言或哲学的边界,即使他怀揣最良善的意图,全副武装的边境巡逻队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年轻人在批评时更加直言不讳,也更有影响力,这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因素,还是他们实际上是在试图审查人们所说的话?“我说话必须非常注意,”我的一位大学讲师兼作家朋友承认说,“我现在选择授课书籍时,既要考虑文学价值,也要考虑可能引起的冒犯和争议。我清楚地知道,上午的课堂对话到了下午就可能在Twitter上引起风暴。”


《冒犯性文学:英国的反审查,1960-1982》(Offensive Literature: Decensorship in Britain, 1960-1982)一书的作者约翰·萨瑟兰告诉我,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再审查”。“正如安东尼·伯吉斯的观点,世界历史就是在贝拉基自由主义和奥古斯丁保守主义之间交替,我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移动,现在正在走向后者,至少在文学方面是这样,”作为伦敦大学学院的名誉教授,他将部分原因归咎于大学学费,“这是一场权力之争。学生们交了钱,就有了权力:顾客永远是对的。”他还说现在有很多文本都无法在课堂上被教授,比如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美国精神病人》,因为讲师会担心学生的反应。


但目前的状况是,老一辈人自行评估年轻人会给出怎样的反应,然后自由地选择下架或不出版某些书籍,这也是一种审查吗?真正的被禁书单其实有很长,有些还是名著,有雷德克利芙·霍尔1928年书写女同性恋生活的《寂寞之井》,也有1960年被爱尔兰列为禁书的埃德娜·奥布赖恩的《乡下女孩》。在美国,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能被禁,《尤利西斯》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也不例外。被禁的理由也不仅限于道德上的拘谨,苏联就曾因为政治原因审查了很多名著,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还有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1959年,英国通过了《淫秽出版物法案》,许多争议书籍都被合法化,随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案”判决出版社无罪,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出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审查制度让我们得以看到大量以前无法出版的优秀小说,比如艾瑞卡·琼的《怕飞》,还有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


一直以来,社会道德规范都是由大多数老白男制定的,他们还戏称年轻人是“玻璃心”,而现在,他们却反过来受到了年轻人的掣肘。这既有趣又令人兴奋,毕竟年轻人的话语和观点一直在改变。如果这代人把我们拉回封禁《洛丽塔》的年代,那就太遗憾了,但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我自己出版《帕特尼》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很多年轻人都做好了准备,他们可以接受有争议的书籍,而不是只会进行警告或审查。


本文作者Sofka Zinovieff是一位英国作家、记者。


(翻译:都述文)

来源:卫报
原标题:Are millennials really driving ‘cancel culture’ - or is it their overcautious critics?

两部小说让精神疾病可知可感

用户投稿ljs3666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50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在朱丽叶·埃斯科里亚(Juliet Escoria)的新小说中,女主人公、少女朱丽叶在试图第二次自杀的前几个小时里,开始“做一些事情将自己从自身剥离出来”。她仿佛已经从自身抽离,并看到自己的模样:一个瘦得皮包骨、蓬头垢脸的 ...查看全部

在朱丽叶·埃斯科里亚(Juliet Escoria)的新小说中,女主人公、少女朱丽叶在试图第二次自杀的前几个小时里,开始“做一些事情将自己从自身剥离出来”。她仿佛已经从自身抽离,并看到自己的模样:一个瘦得皮包骨、蓬头垢脸的女孩,她受到幻觉中的恶魔侵扰,她说,“太没有意思……不如死了算了。”这个想象让朱丽叶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女孩暂时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了。她甚至暗示,杀死这样的自己,是出于仁慈。“她看起来如此不知所措”,朱丽叶解释说,“我为她感到难过。”


这个极度游离和极度共鸣的时刻透露了描写某些类型的精神疾病所面临的的一个挑战,即难以将没有明显起因的那种痛苦和绝望清晰表达出来。《疯子朱丽叶》(Juliet the Maniac)主要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展开,埃斯科里亚在中间穿插着档案文献和预述(提前叙述未来事件),近距离叙述让朱丽叶挣扎不已的狂躁型抑郁症。这种描写方式带来了一种失衡却全面的效果:读者不但能够体会女孩的精神状态,还能够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到她的经历。


宾妮·柯舍博姆(Binnie Kirshenbaum)的作品《以兔为食》(Rabbits for Food)也采用了类似的分裂视角。这部小说讲述了作家宾妮的故事,她因为严重抑郁而入院治疗,在此期间,她捏造了关于自己的虚构经历,并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像是从一个安全的距离观察自己一样。柯舍博姆不时用宾妮治疗性写作小组的写作话题打破这种克制性的叙述,揭露了一个更加完整却不时自相矛盾的画面:一个女性正试图使发生在身上的一切合理化。对于宾妮和朱丽叶,分裂是心境障碍的一种症状和应对机制,会改变她们的情绪和行为。埃斯科里亚和柯舍博姆构建的小说旨在重现这种感觉,中间不断穿插不同的视角和时间线,讲述精神疾病对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的打击。


在埃斯科里亚的小说中,朱丽叶害怕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是狂躁型抑郁症的本质特征之一。15岁的朱丽叶是一个自信、成绩优秀的叛逆学生。随着症状越来越严重,她的胸口受到了“影子大军”的压迫,导致她无法说话,课本上的字渐渐在眼前支离破碎,她感到过去的自己正在被一个陌生人取代。“她的名字曾经叫朱丽叶”,她在想,“她曾经是海伦和罗伯特的女儿,她不是天才,只是一个疯子。”在首次试图自杀失败后,她在医院中醒来,对父母造成的伤害让她感到非常内疚,她感觉自己似乎“从他们的女儿变异成了一个怪物”。即使长大成人,朱丽叶仍通过一封《来自未来的信》反省,她无法让自己的身份与当年试图自杀的女孩协调一致:“故事中的女孩是谁?那是其他人。我未拥有过她,也不了解她,但她却拥有我,了解我。”




《疯子朱丽叶》


《疯子朱丽叶》的一个隐晦目的是了解和驱除受伤的另一个自己,书中的成年朱丽叶仿佛是在编写一份有关自己崩溃情况的病例报告。这个故事从朱丽叶第一次病症出现不久前开始,持续到她在问题青少年寄宿学校的整个治疗期间,以第一人称的简短叙述方式展开。但是,在这些闪现的记忆和反思中还穿插着临床研究文献,与朱丽叶的外在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


一份“来自未来的资料”讲述了青少年食用抗抑郁症药物的副作用,这份资料认为,目前自杀的意图似乎无迹可寻。Redwood Trails寄宿学校出具的“病历”追踪了朱丽叶的病症随时间推移的发展和不断加长的药物清单。书中还出现了医生的评估和朱丽叶自己的手写记录,就像是扫描件一样,还带有标题(例如“卢克的信[最终版:复印件,个人记录],2000年1月”),是可作为研究用的人为记录。这些插入的记录与叙述篇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迫使读者在朱丽叶的内心世界和从远距离观察她的生活之间不停转换,每个角度似乎都与另一个角度在准确性上有所矛盾。


《以兔为食》有着相似的结构,却没有那么直观,书中的主人公对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因素进行了思考。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讲述宾妮进入了精神病房的情况,之后又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回顾宾妮入院的过程。第三人称的叙述实际上是主人公宾妮撰写的文章:她将自己的病和治疗过程编成了小说。书中还穿插着她对一直排斥参加的创意写作治疗小组的反应。这些反应以日记的形式呈现,揭露了她生命之中最痛苦和决定性的一些时刻,但最后又转变成第二人称,宾妮正是以这种形式将自己剥离。


这种不断穿插和重复性的结构(部分篇章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但几乎是分毫不差的复制)让人晕头转向,但又恰到好处。根据之前从第三人称角度进行的叙述,宾妮抑郁症的一个病症是短期的记忆缺失导致叙述不连贯:“她发现自己可以描述一个场景,但在将故事连接在一起的结构上却是一片空白,就像是页面上突然跳过了一些字段一样。”因此,讲述宾妮故事的篇章更短也更加碎片化,多是一些极端情绪出现的片刻,柯舍博姆一直到作品结尾才揭露导致宾妮抑郁症的关键事件。




《以兔为食》


宾妮跟朱丽叶一样,因为自己所患的病而同时感到自我厌恶和处于分裂状态。但宾妮在身份的分裂上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急迫地要自我抹除。患上抑郁后,宾妮食欲不振,并“呈现出一种虚幻感,想要自己消失”。在无法自杀时,她将自己的护照和驾驶证放到碎纸机中碎掉,在丈夫回家并问她“在不在家”时,感到手足无措。宾妮接受了自己的形象,即“难以产生喜爱感情的人”,这是从旁观者的第三人称叙述角度得出的评价。这种叙述方式让宾妮更容易将自己看作是一个角色,从而也更容易看到自己作为虚构人物的挣扎,可以像在医院那样跟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宾妮持有的态度可解读为一种否定的态度。精神疾病可能会让人质疑对自身最深信不疑的那部分,根据这种质疑的程度,通过叙述的方式来决定哪些是现实,却能够产生一定的治疗效果。柯舍博姆和埃斯科里亚采用剥离的方式来构建故事——宾妮的手稿和写作话题,朱丽叶的病历和书信——通过剥离和穿插的方式与角色进行交流。这种结构,还为宾妮和朱丽叶在接受一些痛苦得难以面对的事情时提供了缓冲。在将自己所面临的情况虚构化的过程中,她们找回了失去的一部分自我。


编者按:如果你有想过自杀,请记住你并非孤立无援。如果需要支持和资源,请拨打救助热线(800-810-1117)。


(翻译:macy)

来源:大西洋月刊
原标题:Two Novels That Make Mental Illness Legible

【一诗一会】弗兰克·奥哈拉:我也躺在树丛下,就像一堆树叶

用户投稿catmints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50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弗兰克·奥哈拉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纽约派”诗人之一。1951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奥哈拉移居纽约,第一次体验到大都市的光怪陆离,同时,他也感到一股鲜活的力量正从这座城市内部崛起。一系列文学和艺术风格都在这里滋长,&ldq ...查看全部


弗兰克·奥哈拉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纽约派”诗人之一。1951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奥哈拉移居纽约,第一次体验到大都市的光怪陆离,同时,他也感到一股鲜活的力量正从这座城市内部崛起。一系列文学和艺术风格都在这里滋长,“纽约派”诗歌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除了奥哈拉之外,这个团体中的核心人物还包括约翰·阿什贝利、肯尼斯·科克、詹姆斯·斯凯勒等。奇特的是,这些成员除了都曾在纽约生活过之外,并无太多共性,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创建过任何诗歌理念,但他们的诗歌给人的感觉却十分相似:新鲜、特异、先锋,以及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纽约这个大都市的特征和氛围。


1952年,奥哈拉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城市冬天及其他诗歌》,不久后又相继出版了《紧急中的冥想》《颂歌》《第二大街》等多部重要作品。与此同时,奥哈拉开始涉足戏剧和艺术领域,不仅为《艺术新闻》杂志撰写了大量艺术评论,还成为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副馆长。在奥哈拉的诗歌中,人们不难看出当时美国盛行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对诗人的影响。他常常利用一些随处可见的、出人意料的或突发的想象,在作品中制造一种即兴和松散的感觉,并采用口语和对话形式突出语言的简洁与活力。这种反文雅、反高贵的创作风格颠覆了当时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传统,为纽约带来了全新的创作风潮。


日前,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紧急的冥想》是国内首次译介的奥哈拉的作品,囊括了诗人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创作的30首诗歌。标题的意思是:(在)紧急突发的状况下,(也要 / 能)淡定从容地进行沉思。通过把毫不相关、甚至看起来彼此矛盾的词放在一起,奥哈拉试图重新激活诗歌的语言,以一种跳跃的节奏和抽象的美学去诠释他所面对的都市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紧急的冥想”也是奥哈拉对现代都市生活提出的挑战。如何在喧哗之中找到全新的诗意和诗意的生活方式,正是诗人在创作中想要回答的问题。





《紧急中的冥想》

[美] 弗兰克·奥哈拉 著  许舜达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06


[h2]

诗[/h2]

“砰”的一声,中国佬

在夜里跳上了亚洲


而我们以任性的方式

秘密地,一起做


温柔的游戏

一起擦伤我们的膝盖,像穿坏一双中国的鞋。


鸟儿们把苹果一颗颗推过草丛

月亮变成了蓝色,


而苹果在我们屁股下面

翻滚,好像在一片荒芜上


布满了中国画眉

因中国的灌木而脸红。


正如我们在夜里相爱

鸟儿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歌唱,


中国的格律诗穿透了

发情当中的我们,


鸟儿和苹果感动我们

像蜜语甜言,


而我们在那不可思议之民族

的恩惠里,结为了连理。

 


[h2]黄色便笺[/h2]

我拾起了一片叶子。

在今天的人行道上

似乎有些孩子气。


树叶!你是如此重要!

你怎能更改自己的

肤色,旋即坠落!


就仿佛这里并没有

诸如正直这类东西。


你太过松懈了

而没有回答我,我太害怕了

而无法坚持己见。


树叶!不要神经质

犹如微不足道的变色龙。

 


[h2]派对之后,祈祷[/h2]

       你并不总是知道我的感受。

昨晚在春天温热的空气中,为了抗拒某个

我提不起兴趣的人,我长篇累牍地

          滔滔不绝,是对你的爱让我

一点就着,

       莫非不奇怪吗?在一间陌生人

人满为患的房间里,我最柔软的感情

                                  翻腾不休

忍受水果的尖叫。伸出你的手吧,

在床边上,

              这儿不是,有一只烟灰缸吗?突如其来地

出现在这里?某个你爱着的人进了这间屋子

说难道你

                    不想要今天的鸡蛋

换个花样吗?

                    而鸡蛋出场后你发现,它们不过是

普通的炒鸡蛋,温暖的天气

遭到了挟持。

 


[h2]紧急中的冥想(节选)[/h2]

要是我是一个金发女郎,是否我就会变得放荡?或者假如我是一个法国人,是否我会变得虔诚?


每次心碎,都让我变本加厉放纵(而同一些名字怎么会重复出现在那张拉不完的名单上!),但总有一天那些值得冒险的事将一件不剩。


为什么我要跟别人分享你?为什么你不能甩掉别人来做点改变?


我是全世界最好懂的人。我要的只是无限的爱。


哪怕连树也懂得我!天呐,我也躺在树丛下,不是么?就像一堆树叶。


然而,我从未因喜爱田园生活而感到过心塞,也不会过分怀念牧场上的堕落行径和天真往事。不。人一辈子都不必离开纽约,就能得到想要的全部草木(译注:暗指大麻)——除非我知道附近有便利的地铁、音像店或者其他能够让人们生活“无忧”的设施,否则我甚至无法欣赏一片绿叶的美。更重要的是,确认至少的真诚;云团就它们的模样受到万众瞩目,即使它们很快就会飘散。它们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吗?啊哈。


相反,我无所事事,但专心致志是我的职责,事物需要着我,正如天空必须在大地之上。近来,“它们”的焦虑如此严重,我都只能睡一小会儿了。

 


本文诗歌部分选自《紧急中的冥想》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家暴、强奸与绝经:女性如何以书写抵抗父权?

用户投稿ludengguanli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3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在《潮热日记》(Flash Count Diary)一书的引言中,达西·史坦克(Darcey Steinke)激动地提到了绝经,其中有一句话出自波伏娃的《第二性》:“身体不再是身体,而是代表一种处境。”史坦克受到了潮热的困 ...查看全部

在《潮热日记》(Flash Count Diary)一书的引言中,达西·史坦克(Darcey Steinke)激动地提到了绝经,其中有一句话出自波伏娃的《第二性》:“身体不再是身体,而是代表一种处境。”史坦克受到了潮热的困扰乃至威胁。一切皆有征兆:身体开始不适,感到眩晕,变得焦虑,然后出现阵阵热浪。这股热浪在工作中、在睡觉时影响着她,还引发了失眠和抑郁。温度的细微变化都可能会引发潮热——比如炒鸡蛋放得离腹部太近,比如公交车关门时引发的温度变化。她正躺在布鲁克林的沙发上,额头放着一块降温用的冷冻火腿,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失去雌激素、逐渐迈向悲剧的绝经妇女。


1966年出版的《青春永驻》(Feminine Forever)一书推动了激素替代疗法(HRT)的普及。在这本书中,史坦克发现绝经后的女性被描述为“去势”的人,阴道呈现病态的干涩。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在荷兰举办的第11届欧洲男女绝经大会(11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Menopause and Andropause)上,她看了一个关于利用激光疗法修复绝经阴道的视频,还有一个动画展示了一朵枯萎的褐色玫瑰变为紧致粉红花蕾的过程。有护士担心激素替代治疗会有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一名意大利医生消除了这种顾虑,当时,史坦克意识到“这个医生所有的解释都围绕着进入的阴茎会有什么感受”。问题真的出在她的身体上,出在不断衰老的生理机能上吗?抑或这是一种文化情境,固执地认为女性的价值主要在于性或繁殖?如何形容这种情境?用“父权”这个词?




《青春永驻》


父权是一个早已过时的概念。凯瑟琳·安吉尔(Katherine Angel)的作品《老爹的问题》(Daddy Issues)睿智、细致地分析了在反性骚扰运动时代父亲们的文化处境。正如她在书中所言,父权早就与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尸骸一起埋葬了。“在九十年代——在女性力量崛起的十年间,以女性不对两性关系进行批判为前提,这种力量坚持女性应在经济和社会上获得自由——父权正如后来的女权主义一样,已经过时并散发着陈腐气息,使人想起女权主义多年来的刻板形象:无趣、性冷淡、保守。”


没有什么能比身材高大、穿着粗蓝布工装的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更能代表这种刻板形象了。她曾联合宗教右派对色情出版物展开审查,给激进女权主义带来了沉重打击。现在,她卷土重来了。《热缝中的最后岁月》(Last Days at Hot Slit)节选了她的部分作品,在这个对女性为所欲为(“grab-’em-by-the-pussy”,是特朗普备受诟病的言论)的时代,她的复杂、智慧、独特风格和政治关联得以充分展现。这部作品的出版正当其时。无论是唐纳德·特朗普还是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这些人的言行并不会让德沃金感到意外。“我们的敌人——强奸者和他们的维护者——不仅仅逍遥法外,他们还是影响巨大的卫道士,在社会中有着受人尊敬的崇高地位。他们是牧师、律师、法官、立法者、政治家、医生、艺术家。”


她涉猎的题材主要是身体面临的困境。她的第一任丈夫几乎将她殴打致死,她后来逃走了。她遭受的是“伤痕累累的身体在地板上流血不止”的处境,这成为了她所有工作的动力。当大多数人对于女性遭受暴力这一现象蓄意保持沉默时,当过度容忍、扩大和持续对女性施暴成为了习以为常的现实时,你会如何去传递这个问题?


德沃金决定放大这个问题,这也是她的作品如此辛辣、怪异的原因。她迎难而上,使用的措辞要比“强暴”更可怕、比“折磨”更凄惨、比“殴打”更固执更具破坏力、比“卖淫”更悲惨、比“乱伦”更有侵犯性、比“色情”更具威胁和攻击性。尽管其中很多材料都已经过时、有所夸大或明显是错误的判断(跟该作品集的编辑之一乔安娜·菲特曼一样,我的看法常与德沃金相反,特别是在审查和性自由的问题上),她的论证却比当前流行的讽刺方式更加精妙。接下来要说的是她诡异而刺激的写作风格。


“我想把他的靴子从我脖子上拿开。”


“利用女人就是在食肉。”


“没有无辜的旁观者。”


她在1995年曾写过:“我一直很喜欢有深度的作品,无论其本质多么怪异、苦涩或肮脏。”




安德里亚·德沃金,2000年。图片来源:Colin McPherson/Corbis via Getty Images


沃尔金本人曾受到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70年的著作《性政治》启发,这本书创造性地分析了文学中两性的动态关系,通过细致的分析揭露了父权的上层结构绝不仅仅限于经济或法律,而是扩散至了更远的文化范畴,渗透并影响着家庭和色情产物。近50年过去了,让人喜忧参半的是,同样的手法至今仍在被使用,史坦克和安吉尔在书中灵活地采用了该手法,她们的作品将目光重新放在了激进女权主义颇具争议性的立场上(有争议的部分就算不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基调,也是其立场)。安吉尔分析的父亲角色来自萨莉·波特(Sally Potter)的电影《金吉尔和罗莎》、广播4台播出的《射手》和莎拉·莫斯(Sarah Moss)的小说的《鬼墙》(Ghost Wall):这些父亲自恋、以自我为中心、有强烈的占有欲。史坦克和德沃金都提到了《O的故事》,德沃金以此证明男性主要将女性视如无物、视作是一个洞,史坦克则遗憾地提到了后女权主义时代的一个幻想,即屈服于这种特别的屈辱性想法能够带来性愉悦。


父权是个极权体系。如何能够避开其召唤,或避开它高高在上的凝视?安吉尔曾参观过安西娅·汉米尔顿(Anthea Hamilton)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ain)举办的展览“南瓜”(The Squash),在展览中,表演者穿着类似南瓜的服饰,她十分欣赏这种“秀色可餐的无性别”人体。它们没有眼睛,甚至没有真正的脸,却有着“美丽、球茎状和粗俗的”头部,这让她沉迷其中。在一次赏鲸之旅中,史坦克也同样体会到了自身感官“放大”的体验,她奇迹般地受到了太平洋三群虎鲸的首领的注视,这是一条步入老年期的母鲸鱼。




“南瓜”展览


动物为我们思考身体存在的“物体属性”提供了思路,让我们不再纠结于人类政治和文化。双性化也同样提供了途径,让我们得以拒绝扮演被赋予的有害性别角色。史坦克透过窗户注视自己,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老头,她感受着自己随年龄增长而去性别化,预示着作为女性的视觉形象逐渐消失。当她读到朱丽叶·雅克(Juliet Jacques)和马克斯·沃尔夫·巴莱里欧(Max Wolf Valerio)关于变性的回忆录时,她陷入了一个奇思妙想:性别是流动的,两个极端之间充斥着荷尔蒙的浪潮,我们所有人都在上面颠簸、飘移,有的极端地跨越到另外一端,有的被束缚在原地(对于出生时性别是女性,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女性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而言,这种跨越无疑更具诱惑力,实际上也更加危险)。德沃金也提倡打破本质主义的性别二元化,她曾以乌托邦式的措辞写道;“双性化……或许是对女性、男性、崛起的大多数人、所有其他人敞开的自由之路。”


性别角色的认定往往来自家庭的灌输,德沃金和史坦克对她们的母亲尤为不满,因为她们强迫自己的女儿去接受难以企及的审美标准和行为准则。德沃金的母亲西尔维娅(Sylvia)无法忍受分歧,将独立思想视为罪恶的叛逆之举。德沃金认为断绝对母亲的爱,是她一生中做过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史坦克每次在夜里从潮热的熔炉中醒来时,都会像埋葬虫一样开始回忆起逝去的母亲。(注:埋葬虫是以动物尸体为食和抚养后代的昆虫)。她想起了母女两人共度的最后一晚,母亲拿出了史坦克在49岁时拍的一张照,照片中的她在准备二婚。她穿着粉色裙子,底下是厚实的米色紧身衣和塑身裤,母亲坚持认为,她的阴毛露了出来。羞耻心在女性之间代代相传,是一种实施控制的手段,对实施方和接受方而言都不好受。


无论是对于曾经有过相关经历的个人还是对于文化思潮,这些故事都十分重要,但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揭露这些故事的手段是否会如德沃金在1973年所希望的那样产生重大的影响。当时正值她的第一本书《女人恨》(Woman Hating)出版。当下,美国的总统是赤裸裸的厌女者,而曾经作为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胜利果实的堕胎权遭到废除,那么,在书籍和家族史中揭露隐藏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是一个过时的词)有何意义呢?正如安吉尔所言,反性骚扰运动鼓励大家讲述自己的故事,渴望将不公正的行为公诸于世,实际上却可能在加强其试图推翻的力量,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的残忍行为沾沾自喜,而有关这些行为的种种证据,则满足和巩固了他们对于支配的幻想”。


这并不是说写作毫无意义。安吉尔认为,书写关于自己的故事不仅仅是宣泄或是孤芳自赏,这是通往个体化的道路,是提炼自我、驱除非我的过程。通过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他较大程度地脱离了厌女症,这使他成为现代自体理论中的关键人物,该理论相关作品有艾莉森·贝克德尔的《我和母亲之间》和麦琪·尼尔逊的《阿尔戈英雄》)的理论,安吉尔讲述了精神分析学中的镜像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通过镜像中父母的目光有意识地区分自我。如果孩子对自我的看法遭到否决,如果父母将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的挑衅被压制,那么这个孩子就会陷入错误的自我识别中。但如果父母能够容忍孩子的挑衅,且不加以破坏,那么这个孩子就会感受到真我,这是一份珍贵无比的馈赠。有些人未必能在童年时期实现真我,书写则可为他们再次提供这样的机会。


也许真实的感觉听起来像是一种奢侈。事实并非如此。德沃金曾饱受家暴,受过铁棒敲打、被点燃的烟头烫伤、胸部被打、头被按着不断撞击混凝土地板,但她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是被孤立:没有人相信她,她无法去说服任何人对她施以援手,无论是朋友、家人、邻居、警察还是医生。那曾是她人生的低谷:“那是一种极端而强烈的失常感,仿佛自己被淹没,一切皆为虚幻。”


按照德沃金所支持的积极分子的惯常做法,把经历写下来是重拾现实的一种方式。曝光一些行为——强暴、家庭暴力、种族歧视、厌女行为——是采取行动的前奏,因为在大家知道这些事后,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分享、共享而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问题,从而扩大到政治层面。如果无法去曝光,那么就不可能带来变革。写作是实现政治变革的第一步。德沃金在《女人恨》中表示,“希望作家能通过著书立说来采取行动。”一代过去了,史坦克明确地将写作视作反抗的方式:“我想要反击,反抗在文化上对绝经女性的羞辱和贬低。”


如果说德沃金前进的动力来自于对变革抱有希望,那么《热缝》中让人痛苦的是她失去了信仰。她曾多次受到强暴。在那十年间,她曾经发表过题为《强暴恶行》(Rape Atrocity)的演讲,随后有女性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她们曾在小巷里、在床上睡觉时、在工厂、在储藏室、在学校遭受过这样的暴行,后来她实在听不下去,中止了演讲。之后在1999年,52岁的德沃金在巴黎的酒店又一次遭受强暴,不过这次施暴者用的是迷奸药,她在事后毫无记忆,只能从人为伤害上作出判断:胸部有淤青、大腿上有出血痕迹。她曾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发表文章提及此事,但很多人都不相信她。从很多方面而言,这是导致她名誉扫地的致命一击。


2005年,德沃金因心肌炎去世,有人在她的电脑上发现了一份2万4千字的文档《我的自杀》(My Suicide),其中的部分内容是在本文中是首次发表。在文档中,她讲述了这种持久的虚幻感让她付出的代价。她所提倡的政治变革的根基来自于她的记忆和目击者的证词,失去这一切的她最终沉沦了。她讲述了自己的心灰意冷,讲述夜晚的梦魇:久未谋面的前夫打算杀死她,她又一次并永远成为了他残忍暴行下的囚徒。她伤痕累累,再也无法逃离将她包围湮没的现实。


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她脑海里萦绕的是彻底的绝望。她感觉每个人都是一片湖泊,表面看起来很美好,一旦踏进去,才会发现这片湖泊实际上泥泞不堪、恶意满满。所有人都是如此。她回忆起自己对宠物狗造成的伤害和对自己的恨意。她写道:“怎么会有人既如此的愚蠢,又如此的卑鄙?”这位女性终其一生都在研究人为的暴力和人性的堕落,她曾坚信只要曝光就能带来改变。她说过,在九岁首次受到侵犯前,自己曾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孩子。“我曾想过要接触一切、去做一切能做的事。这曾是我抱有的乐观……这是在驱除对生命的恐惧。女孩不应承受这一切。”


(翻译:macy)

来源:卫报
原标题:Writing to resist the patriarchy:Olivia Laing on Darcey Steinke, Katherine Angel and Andrea Dworkin
最新更新时间:07/14 11:59

村上春树:我不愿意将真实事件直接放进小说,即使这么做可以获奖

用户投稿邦竹胎压监测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0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日本作家川上未映子对村上春树的长篇访谈录《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中文版。这本书收录了川上未映子对村上春 ...查看全部


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日本作家川上未映子对村上春树的长篇访谈录《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中文版。这本书收录了川上未映子对村上春树2015年和2016年间的两次访谈内容,第一次访谈的契机是村上推出长篇随笔集《作为职业的小说家》,第二次访谈则围绕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展开。


在两次访谈中,村上不仅谈到了自己新书的内容与写作,也有着对于写作生涯的回顾以及“村上式的”写作诀窍和经验的总结。他将写作比喻为“巫女召唤精神”,小说是在黑暗中自然生成的;在村上的自我剖白中,他认为自己并非一个有着艺术家气质的人,生活中基本上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普通人,“我本人是想法正常、活法正常的极为理所当然的人,”只是一旦动笔写小说,莫名其妙的事情就会纷至沓来。


中国作家阎连科曾在2017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将村上春树的小说称为“苦咖啡文学”,认为这种小说里看不到国家民族或人类的生存困境,只是关于一种人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是“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并说如果这样的作家获得了诺奖,那将是伟大作品的灾难。在这本访谈录中,村上也谈到了他对于现实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在他的写作伦理中,将真实事件写入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利用遭遇事件的人,他选择与重大事件保持距离,即便将之写入小说可以获得文学奖。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村上春树 川上未映子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6月


[h2]“只要聚精会神,形形色色的东西就会噼啪噼啪附上身来”[/h2]

村上春树形容自己的写作记忆储备如同一个很大的文件柜,柜里有好多抽屉。然而,比拥有许多抽屉更重要的是,写小说时记忆抽屉会啪地一声打开,“毕竟不能在写小说当中一个个拉开抽屉找来找去。”这种瞬间可以打开抽屉的能力依赖长时间的积累和训练,而抽屉小或者没时间充实抽屉的人就要渐渐枯竭,所以他在什么都写不成的时候,就会往抽屉里面装东西。即便如此,作家在明白哪个抽屉里有哪些东西的同时,也仍然期待着一种意外性,村上在访谈中反复强调,“写小说这种东西,毕竟是偶然性的接踵而至。小说中的许多事件必须自然发生才行。”“只要往里面投入一小块,故事的流程就立刻波涌浪翻……”“故事这玩意儿,因为无法解释才有故事形成。”比如《1Q84》里“青豆”这个人名,就是村上和日本漫画家安西水丸在惠比寿喝酒的时候,看到酒馆菜谱上“青豆豆腐”四个字忽然浮现,当下决定,“Ok,就用这个好了!”


和这个人名一样,村上小说里的许多比喻也都是“主动找上门”的。他对比喻的要求是喻体和本体存有正好的距离——互相贴得太近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而其中的非逻辑性更是无比重要。对他来说,写作如同巫女的召唤仪式,“只要聚精会神,形形色色的东西就会噼啪噼啪附上身来,”因此作者的能力在于维持磁性和精神集中力。如他所言,写作时五花八门的东西会接二连三地“附上身来”,棒球棍、骑士团长这些东西就都是这么来的,这些东西的意义是不需要自我解释的,随着故事发展,它们的真正的用途会体现出来。


如果我们回顾村上的小说,可以发现许多这一类具有非逻辑性的比喻及意象:《神的孩子全跳舞》里有力争拯救地球、与蚯蚓君斗争的“青蛙君”,以及会做蜂蜜饼的“熊”;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中田先生可以跟猫煞有介事地进行交流,后来还获得了一撑伞就可击落奇怪生物的“超能力”。即使是在更为现实主义的爱情小说《挪威的森林》里,“我”对绿子的表白也是童话式的,“我喜欢你,就像喜欢春天里的熊。”村上小说中还有许多虚虚实实的人物(女性比男性更为明显),比如《弹子球》里为了区分彼此而各自编号的双胞胎姐妹,还有《寻羊冒险记》里把耳朵露出来特别美丽的女友……他们虽然属于人类,但对于故事的发展却有着类似于“青蛙君”和“电视人”的作用——无缘无故地闯入,有着奇怪的想法和言谈,并调剂或改变了“我”的生活。




《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上海译文2018版


这些奇怪的生物/人类代表了什么?这些意象又具有什么深意?诸如青蛙君、蚯蚓君这类设定又隐喻着何种力量?村上在访谈中谈到,它们是不需要自我解释的,比如《神的孩子全跳舞》其实是以神户大地震为“大主题”的,但他并没有直接触及地震灾难和受灾民众的惨痛,反而创造出了青蛙君前来联合银行小职员“大战蚯蚓君”的故事,形成了一种啼笑皆非的效果。村上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也写道,写小说从来不是一件苦差事,“快乐”和“舒爽”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至于选择题材,也不必非得像海明威一般选择极具分量的战争题材,自然可以从身边微不足道的事情开始写起,“即便没有这种威猛张扬的经历,人们其实也能写出小说来。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经历,只要方法得当,就能从中发掘出令世人震惊的力量。”


[h2]“我不愿意把有悲惨遭遇的人就那样以虚构形式加以利用”[/h2]

村上将自己写作的过程形容为“故事在黑暗中自然向前伸去”,他对于当时文坛盛行的主题主义、有深度的纯文学兴趣索然,“我就是要把主题统统扔去一边,写出有深度、有重量的东西。”与此同时,他也对现实本身发出了疑问,“真正的现实性是超越现实性的东西。单单把事实作为现实来写,是不会有现实性的,而必须使之成为有嵌入度的现实性才行。那就是虚构。……取出现实主义的肝脏,移植到新的身体。关键是要取出活生生的新鲜肝脏。” 


村上认为,自己的小说在世界各地被广为阅读,原因可能在于他的故事有“直接诉诸于那些人下意识的地方”。他对比了日本式的神话与现实联结的思维与西方的神话与现实的区分,在日本人看来,“那边的世界和这边的世界尤为轻松地不讲逻辑地连在一起。”他举例说道,“在日本人的感觉中,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之间自由往来……比方说小野篁那个人,根据传说,他在人世与地狱之间打了一口井,每天往返一次。白天在衙门上班,到了晚上就穿过井区地狱当阎魔王的助手。早上又通过另一口井回到人世,像临时公务员似的。那口井应该至今存在。”黄泉和现实在日本人的思维中是如此联结的,他的小说也是如此进行的——行文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而故事是非现实主义的,“充分使用现实主义文体推进非现实性故事”就是村上所追求的目标。他认为《挪威的森林》是用现实主义写现实主义,而《奇鸟行状录》是用现实主义写非现实主义。


川上未映子发现村上小说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被卷入感”,主人公会被卷入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刺杀骑士团长》里的“我”因为住进了一栋房子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件,先是听到铃声,然后打开石室,再是发现骑士团长,一个三寸豆腐丁小人。村上回应说,长篇小说基本都是“被卷入型”的故事,主人公正因中立,才会被故事牵引到不同的奇怪的方向。与这种“被卷入感”相关,小说也需要有一种“接受”的姿态,就像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主人公都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磨难,而读者也都能与之产生共鸣。




《刺杀骑士团长》上海译文2018版


虽然村上在出道时讨厌主题主义,计划让故事“无程序”地发展下去、充满闲散的幽默味道,但并不是说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就应该与现实问题绝缘。面对川上未映子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提问,村上提到了日本近几十年来经历的泡沫经济崩溃、神户地震、核电问题,表达了自己对于日本走向他所预期的相反方向的失望,也讲到了自己为什么刚开始不愿意就社会问题发言——正因为经历了六十年代学潮的幻灭,他意识到了“学生运动期间语言纯属消耗和徒劳”,他不愿意再让语言白白死掉,而是将之用于个人发声,“说到底,一九六〇后半期我们所以战斗,是因为心底有理想主义,大体相信世界基本会成为好些的场所,必须为此战斗。……而它一下子土崩瓦解,带来强烈的幻灭感……那么要做什么呢?……原则上,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慌不忙老老实实做力所能及的事。”


阎连科评价村上的小说是“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的“苦咖啡文学”,从中看不到小说家对国族命运和人类困境的关切。从这本访谈录来看,村上对写作和小说家使命的认识与阎连科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村上认为自己的写作是有政治性的,但他并不想把社会的重大事件直接作为小说的主题;他想要与重大事件保持一些距离,“对许多事情隔一段时间、隔一些距离来看,以那样的视角重新审视此时此地存在的表象。”在村上看来,将真实事件写入小说是在利用遭遇事件的人。他曾耗时一年对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进行采访,“本能地认为还是不写成小说为好”,最后还是写成了非虚构的形式。村上春树说,他不愿意将真实事件直接放进小说,即使这么做可以获得世界级别的文学奖,“我不愿意把有悲惨遭遇的人就那样以虚构形式加以利用。这不限于那类重大事件,在日常生活层面也是如此。”不过,他还是能够根据真实素材、套用多层隐喻写成新的故事,在采访沙林毒气事件时,一位受害者不愿将自己的故事收入书中,他选择略去这个人的故事,后来用他的几段话作为素材重新写成了另一个故事,这便是《青蛙君救东京》。




《地下 :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实录》与《地下2:应许之地》上海译文2018版


 

要成为文化大国,光建博物馆就够了吗?

用户投稿242rw23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1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要论法国对外输出的最重要的文化理念,博物馆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从17世纪开始,欧洲民众开始有了欣赏艺术作品的强烈需求,公 ...查看全部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要论法国对外输出的最重要的文化理念,博物馆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从17世纪开始,欧洲民众开始有了欣赏艺术作品的强烈需求,公共博物馆的概念开始酝酿。18世纪下半叶,全球两座最古老、最大的博物馆应运而生:一座是创立于1759年的大英博物馆,一座是创立于1793年的卢浮宫博物馆,后者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根据国民议会的法令由皇宫转变为博物馆,公开展示从神职人员和王公贵族那里充公的珍贵财物。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拿破仑又通过军事征服为卢浮宫攫取、填充了大量艺术珍品,令卢浮宫成为闻名遐迩的“全球博物馆”。


对于中国来说,博物馆自然也是西方舶来品之一。中国首家近代博物馆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由西方传教士筹建。直到1905年,才出现第一家中国人自建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深陷战乱与社会动荡之中,真正有余力重启文化设施建设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时至今日,整个中国博物馆体系都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美术馆(艺术博物馆)这个细分领域更是如此。2012年10月1日,由前南市发电厂、上海世博会“城市未来馆”改建而成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正式开放,这是国内首家公立当代艺术博物馆。据馆长龚彦透露,开馆第一年PSA的参观人数为10万人次,这一数字在2018年已经飙升至55万人次。


参馆人数的上升直接反映了民众文化需求的提升,于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在满足民众文化需求、开拓城市公共空间等方面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今年第14届“中法文化之春”提出了未来美术馆的议题。7月5日至6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法国驻上海总领馆文化处共同举办“21世纪美术馆:文化项目需要怎样的建筑?”论坛,邀请文化领域的政策专家、美术馆馆长和建筑师参与讨论。


中法两国嘉宾从本国经验出发,谈及了博物馆在当地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对于正在经历文化设施建设狂潮的当下中国来说,能够从法国学习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文化设施的建设不应止步于建筑本身,它能够为民众提供怎样的文化体验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法国卢浮宫


[h2]法国经验:让艺术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h2]

“在法国,博物馆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和公民权利的历史紧密相连,被看成是艺术品的保存之地、社会和谐的载体和地方吸引力的源泉。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国形成了一个博物馆网络——现在法国已经有1000多家博物馆,造就了很多专业人士,拥有良好的法律框架使得文化项目能够更长久、更专业地发展。但是它也有一些弱点,比如说管理僵化,不能够适应艺术创作、经济以及社会的变化。”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费保罗说。


费保罗告诉现场观众,当下的法国博物馆正在面临公共资金日益匮乏的窘境,然而作为市民文化生活和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也在积极尝试新的运营方式。这其中有三个趋势特别突出:第一,越来越多的私人藏家进入博物馆领域。为此,法国出台了很多新的法律,比如2003年颁布了鼓励私人投资的税务法,2008年颁布了经济改革现代化法,这些法律都能鼓励私人参与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个趋势是,博物馆开始成为高雅艺术与当代生活的交汇之地,博物馆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文化机构,同时也是城市休闲场所,与市民生活和城市商业紧密结合。费保罗举的一个例子是由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基金会创办、于2018年3月10日正式启动的文化项目“老佛爷前瞻”(Lafayette Anticipations)。这个项目位于巴黎玛黑区一幢19世纪的老建筑内,与蓬皮杜艺术中心仅咫尺之遥。该建筑由OMA建筑事务所改建,用以支持当代艺术、设计和时尚领域的跨学科创作交流。与此同时,该建筑还与其他的商铺互联互通。





“老佛爷前瞻”项目所在的建筑



第三个趋势是,博物馆开始与工作坊融合,也就是说博物馆不仅是展览陈列的场所,也是文化实践(比如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据费保罗介绍,香奈儿即将于2020年推出一个项目,届时将有600多名裁缝师在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进行展出与活动。


法国文化艺术公共政策专家布鲁诺·朱利亚(Bruno Julliard)曾于2014年至2018年担任巴黎第一副市长,负责落实巴黎的文化相关政策。在他看来,“博物馆的未来”是所有全球性大城市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全球城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们要如何促进文化融合,回应创新、生活质量、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挑战?我们要推出怎样的公共政策,来促进博物馆、艺术和文化的发展?”


朱利亚认为,当下的博物馆有三个主要任务:第一,做好藏品的展示工作,持续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展览;第二,通过亲民票价尽可能让更多的民众能够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接触艺术品;第三,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在设计规划新的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时候应该考虑如何将建筑融入城市景观,让博物馆成为一个开放的、对当地社区有意义的公共空间。


“我们必须加强建筑师、城市规划设计师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我们要考虑到建筑的要求,以及引起民众情感的要求——每个人走进博物馆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要给予他们良好的参观体验、出色的展品陈列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他说。


朱利亚以巴黎104艺术中心为例,说明成功的文化机构在很多情况下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和长期规划。104艺术中心所在的建筑曾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城市丧葬设施,1997年被列为巴黎城市文化遗产,当时的巴黎市市长将这座建筑列为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2003年,改造计划正式通过。2008年,104艺术中心正式开放。“这个艺术中心非常成功,这是因为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对这个建筑进行改造。艺术中心同时也是一座博物馆。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使得这座博物馆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找到了自己的和谐。所以我认为一切都需要时间,这是我们在巴黎得到的经验。”





104艺术中心



与此同时,朱利亚也提及了资金不足为法国博物馆运营带来的障碍。他指出,当下许多博物馆由于财力和人力有限,只能展出馆藏中的一小部分作品,他呼吁各大博物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努力改善现状,争取让保存在仓库中的优质藏品早日与公众见面。鉴于资金有限,无法担负保险公司来为作品运输投保的费用,许多博物馆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无法举办知名艺术家的大规模展览,那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高科技手段或许将是博物馆未来展出的一个有力方向。“所以我的结论是,不能仅仅满足于建造博物馆来保障艺术民主化,我们应该有一个真正符合时代的文化政策,才能够使我们的艺术和文化更加亲民。”


[h2]中国现实:光有高大上的博物馆就够了吗?[/h2]

在法国嘉宾侃侃而谈博物馆运营理念和文化政策的时候,中国嘉宾谈的更多的是如何建设更多“高大上”的文化设施,这也反映了两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处于的不同位置。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表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政策制定者在这新一轮城市规划中给予了文化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上海的未来愿景是做到“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可以漫步的,公园是适合休憩的,人们是有诚信的,城市是有温度的”。


为此,上海正在着力建设一批全新的文化设施,包括浦东美术馆、上海图书馆东馆和世博文化公园中的大歌剧院。




浦东美术馆效果图


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曾参与上海油罐艺术中心、UCCA沙丘美术馆等国内重要文化项目的设计。他认为,文化建筑的设计应该达到一种平衡,它一方面要为艺术提供良好的展示空间,拓展空间内可容纳展示的艺术的类型,另一方面建筑本身也应该打动人心,突破文化建筑原本的边界,激发人们探索的欲望,拉近人与艺术的距离。


他以上海油罐艺术中心为例:“油罐(艺术中心)的特殊性在于,我们要重新改造的空间本身就很有特点,而且它还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所以从设计一开始,我们就想提供多元的空间,不只是展示艺术空间的多元性,还包括内容的多元性。”2019年3月,油罐艺术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至今为止,除了艺术展览之外,这里还承办了许多其他的大型活动,比如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上海时装周。在李虎看来,这体现了油罐艺术中心空间的创造性使用,为这个空间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油罐艺术中心


业余建筑工作室创始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认为,美术馆这类项目一般都属于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公共项目之一。作为建筑师,他建议同行在接手此类项目时想清楚三个问题: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如何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传统?你如何在关照历史的同时启迪城市未来的审美?


2016年9月,由王澍设计的“富阳三馆”(富阳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对外开放。王澍以这个例子讲述了自己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理解:“这个城市找我的时候要求以《富春山居图》为背景做设计,也提出将在美术馆内展示这幅山水画。山水画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特殊审美的,今天的城市是否有这个审美?这个城市已经建造了大量的高楼大厦,它一点都不尊重它的山水,这时候我就有机会通过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设计来表达我是怎么认识这个城市的。美术馆有四万平方米的面积,但高度不超过两层楼,我用特殊的手段让你感觉不到它的高——这是山水画里重要的视觉经验,就是如何探讨山、水和人的关系。另外我用老房子拆除后的废弃材料建设美术馆,让这些废墟重新有了尊严和价值。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美术馆的建筑可能做的:把价值观重新塑造,激发大家的讨论。”





王澍设计的“富阳三馆”



两位建筑师亲眼见证并亲自参与了中国城市文化建筑狂飙突进式的建设与发展。据《福布斯》报道,中国目前约有5100家博物馆及相关机构,在美国这一数字是3万余家,这意味着中国的“博物馆兴建大潮”还将继续,“每一位市长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能建设更多由更知名的建筑师设计的更恢弘、更抓人眼球的博物馆。”


然而文章指出,和西方博物馆面临的问题——馆藏太多无法一一展示给观众——截然相反的是,多数新建的中国博物馆缺乏馆藏,其中不少此类博物馆甚至在建成后的几年时间里都是空空如也的“幽灵博物馆”。很大程度上来说,在博物馆的空间里承办时装周等活动也间接证明了博物馆单凭艺术展览难以维系运营的艰难现状。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及大皇宫主席克里斯·德尔康(Chris Dercon)在论坛现场犀利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这些建筑非常可惜,里面没有内容,没有员工,也没有教育活动,很多博物馆甚至连门都不开,它们只是未来的废墟。‘未来’这个词是博物馆的一个核心,而这个词现在几乎不存在,或者显得不重要。”


王澍认为,中国直到近期才意识到城市文化设施的重要性,因此开始大力兴建各种文化建筑,其中不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情况,“至于说文化的收藏、建设,包括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如何展开,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根本没开始想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绝非一件光靠兴建建筑就能一蹴而就的事,文化资源的积累和城市公共文化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耐心。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艺术从业者已经看到了曙光。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注意到,中国观众对现当代艺术的热情在飞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中国观众开始愿意拿出和电影票差不多的款项购买门票欣赏艺术展,这对艺术场馆的策展和运营都极为重要。“大家开始意识到,其实展览是可以通过票房来维持运营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田霏宇认为,艺术机构也因此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即明确自己的定位、特点和使命,为观众带来更优质的文化体验。

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在今天父母要学会以孩子为师

用户投稿今宵月色应如水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32 次浏览 • 2019-08-19 01:20 • 来自相关话题

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是英国顶尖的精神分析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写了20多本关于精神分析、文学和文化的书,涉及的主题从弗洛伊德、唐纳德·W·温尼科特到普鲁斯特、胡迪尼。他是“企鹅现代 ...查看全部

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是英国顶尖的精神分析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写了20多本关于精神分析、文学和文化的书,涉及的主题从弗洛伊德、唐纳德·W·温尼科特到普鲁斯特、胡迪尼。他是“企鹅现代经典”弗洛伊德系列的主编和约克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新书《寻求关注》(Attention Seeking)讨论了我们寻求关注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我们获得关注的方式。


《卫报》:如今许多相互竞争的诉求在争取我们的关注。是什么决定了哪些东西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亚当·菲利普斯:我觉得是我们碰巧生在这样一个文化和社会结合的时代,它为我们提供了这些素材。显然,我们的父母含蓄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应该看哪里,应该听什么,应该如何举止端庄。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教我们如何集中注意力。还有一个未知的因素,你可以称之为遗传或遗传特征。


《卫报》:你认为注意力可能是一种疯狂或上瘾的形式。为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我们中有一部分人想要反对自身的发展,而这种发展需要通过主动收缩我们的思维来实现。这就是恐惧或上瘾的表现:注意力的过度集中,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许多问题。因此我们收缩注意力的原因是害怕它浮想联翩带来的未知后果:我们真的不知道它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去。这令人兴奋和激动,却也让人忧虑。


《卫报》:寻求关注者通常名声不佳,但是你说“寻求关注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为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因为我们需要关注,我们通常不知道自己想关注什么,但我们知道自己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这就是名人文化有趣的原因。因为似乎有一大群人知道他们要什么:可以说是名声,或者称之财富。但是我认为它比看起来更复杂。因为风险是你会得到大量的关注却没有参与感。


《卫报》:这听起来像是对社交媒体的描述。你同意文化焦虑正在侵蚀我们的注意力范围吗?


亚当·菲利普斯:我更喜欢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能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认真、缓慢、耐心地听、读、看。但我也知道,对很多人——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是最愚蠢也是最无聊的事情。


《卫报》:你在书中提到应该允许孩子尝试他们的兴趣。如果父母过多地引导孩子的兴趣呢?


亚当·菲利普斯:风险在于孩子必须发展出一个顺从的自我来取悦父母。孩提时代,我们常表现出父母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所以我们面临着一项考验——如何在他们的希望和我们自身的想法之间做出协调。这两者之间总是有矛盾的。风险常常在于孩子纯粹成了父母实现自我理想的对象。


《卫报》:我们能不能给孩子太多的关注,这有什么危险?


亚当·菲利普斯:能。例如,如果我过度保护我的孩子,我会告诉他们,外面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因此他们需要如此多的保护。另一种类型是父母在孩子的培养上太过直接和苛刻。作为父母,你要让孩子教教你,他们想让你们成为什么样的父母。


《卫报》:文化上有一种倾向,将注意力的丧失等同于道德的丧失,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亚当·菲利普斯:是的。我认为,为了达到最好的道德水平——为了善待他人——我们必须能够思考,我们必须能够与他们交往,我们必须能够想象他们。你无法一闪念就做到这一点。




《寻求关注》


《卫报》:你指出“宏观思想”会不可避免地限制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英国脱欧辩论变得如此两极化和简单化的原因吗?


亚当·菲利普斯:是的。我认为让很多人满意的正是它的无聊。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思考它,它被表达为一种不满,这是一个巨大的解脱。但是有些人声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实际上却并不知道,这不免让人苦恼。英国脱欧的最大贡献在于,人们开始思索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政治对话。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千次毫无价值的政治对话,那么什么才是有价值的政治对话呢?


《卫报》:你最初对精神分析理论感兴趣是什么时候?


亚当·菲利普斯:大约16岁的时候,我读了荣格的自传《回忆、梦、思考》。我从未听说过精神分析,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生活。温尼科特的《游戏与现实》一出版我就读到了,我真切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工作,那就是儿童分析师。


《卫报》:你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我没有最喜欢的书。我小时候不是一个书虫。我对自然感兴趣,读了一些关于自然的书。


《卫报》:十多岁的时候,你开始大量读书,你那时候最喜爱的作家有哪些?


亚当·菲利普斯:DH·劳伦斯、TS·艾略特、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华兹华斯、布莱克和济慈。


《卫报》:哪些作家对你自己的写作影响最大?


亚当·菲利普斯: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被我所读到的一切所影响。所有的文学都是智慧:它教会你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如何生活。


《卫报》:你有没有认为哪本书被高估了?


亚当·菲利普斯:不。我觉得当人们真的爱一本书时,肯定会高估它们。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卫报》:有没有这种情况,一本书摆在你的书架上,人们发现后会感到吃惊?


亚当·菲利普斯:很难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人们期望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是:这里有没有我不希望人们看到的书,我认为没有。


《卫报》:你有哪些不读的种类吗?


亚当·菲利普斯:我不读侦探小说;我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感兴趣,也不太想知道是谁干的。我不读科幻小说,也不喜欢过于寓言化的东西。


《卫报》:你最近读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了不起的盖茨比》。两周前我重读了一遍。有时候,我只知道我想重读一本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常常在读完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它真的很棒——我觉得它十分精彩。


《卫报》:你床头柜上有哪些接下来要读的书?


亚当·菲利普斯:我要重读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有一位美国诗人叫雷·阿曼特罗(Rae Armantrout),我刚刚读了她的诗,它们相当不错,所以现在我打算读读她的散文。


亚当·菲利普斯的《寻求关注》已由Penguin出版。


(翻译:鲜林)

来源:卫报
原标题:Psychoanalyst Adam Phillips: ‘Youhave to let your child teach you’

【读药】到底什么才是“可以胜任的工作”

用户投稿热心的帅哥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4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读药』是界面文化每周推送的固定栏目,专为读者定制解决人生疑难杂症的文化药方。每周,我们会选取读者提供的“病情”,针对一种“病症”推荐适用的书籍、影视、音乐、文艺活动等,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美好。想寻医问药吗?欢 ...查看全部

『读药』是界面文化每周推送的固定栏目,专为读者定制解决人生疑难杂症的文化药方。每周,我们会选取读者提供的“病情”,针对一种“病症”推荐适用的书籍、影视、音乐、文艺活动等,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美好。想寻医问药吗?欢迎进入“读药信箱”给我们写信,聊聊你的疑难杂症。


本期读药,我们想与大家聊聊“转行”。


不久前,一位读者来信告诉我们,Ta刚刚经历了失业、再就业、转行,对这一系列工作上的变动深感不安。其中的很多迷茫与困惑,或许你也曾有过:





@浮游生物:


失业快半年,工作方向从一开始的坚定,到后续的迷茫,再到现在犹豫不决。今天刚面试了一个新工作,意向不错,可是和想要的工作方向几乎完全不同,可以看作是转行。其实当初投这份简历,也是误以为它不会太复杂,可以让自己谋生,然后想在这段时间提升原来工作方向的技能,等到有机会再冲回去。可是面试完发现,每份工作都需要投入。另外,也无法向自己、向家人交代突然的临时转行。非常疑惑,痛苦窘迫的日子有结束的一天吗?哪怕只是暂休。





每一个毕业生都希望在步入职场之初就能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多数人最终只找到了一份可以胜任的工作,而真正上手后,又有不少人发现,具体的工作内容与想象中并不相符。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这份工作真的适合我吗?是应该继续干下去,还是跳槽?如果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该怎么办?


在近日出版的《工作漂流》一书中,作者稻泉连记录了8位日本年轻人的职场故事。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第一批从业者,身处“就业冰河期”。在稻泉连采访的几年间,这批“迷惘的一代”正在职场中漂流不定,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中村友香子就是其中之一。从一心渴望从事出版工作,到最终进入完全陌生的食品业并成为一名管理者,她的转向之路历经曲折,逐渐改变了她对“工作”一词的理解。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书中选取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工作漂流》

[日] 稻泉连 著  窦心浩 / 谭婉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07


[h2]《到底什么才是我“可以胜任的工作”》[/h2]

文 | 稻泉连  译 | 窦心浩 谭婉心


在大约六年前的2002年4月,故意落下了一个未修的学分而未能按时毕业的中村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待业者。她在两个地方来回奔波,一家是连锁副食品店,一家有关ADSL连接技术的体验支持中心,过着同时打两份工的日子。


她把重心放在了从大二就开始去做兼职的那家连锁副食品店。这时她就很少站在店铺前做迎来送往的门面活儿了,而是在店里做起了正式员工的辅助性工作。有时店里连一个正式员工也没有,在很多日子里,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他们这种经验丰富的非正式员工完成的。


过了正午前后客流量达到峰值的时间段,她一般在下午3点进店,晚上在打烊、关闭结账通道后还要一直待到11点、12点,这期间要为第二天的营业做准备。


“在我那时候,一般在1月和2月向大型出版社投递简历,3月接受面试,4月等待内定录取通知,所以到了4月就稍稍有些坐立不安了。大型出版社的面试进程都已经结束后,其他出版社的面试却还没开始。一时间觉得和宣传有关的工作好像也不错,但之前对其他行业也并没什么研究,于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去出版社工作,参加出书的策划与实行——原本就抱着这种信念去东京上大学的中村,同时也是一名校外“就业活动兴趣小组”的成员。在这个小组中,他们一起编写简历、撰写小论文,然后再交互传阅点评。或以“周刊杂志”或“女性杂志”为主题对象,组员们一起讨论杂志主体的特征、受众群体以及做广告的倾向。有时还会请来供职于媒体行业的前辈做讲座,接下来还要请前辈们帮忙看看简历制作是否恰当,以及还需要怎样的改进。成员们在相互比照求职信中,互相指出对方的亮点和缺点,渐渐变得熟识起来,中村在大学四年的后半段时间里,和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但是,一说到找工作,所想到的目标对象就是出版社,也时常与小组成员们一起为求职活动做着准备,但不能说这带来的影响就一定是正面的。


本来去应聘的就是实际聘用人数比较少的出版社,一时间,去参加入职考试的小组伙伴们都接连宣告失败了,于是周围开始出现很多跟她一样工作悬而未决想要延迟毕业的“难友”。因此,在她心里滋生出了一种“不是我一个人”的安心感和连带感,也许就在此时,她错过了向其他行业其他职业转向的机会。


“周围‘放弃挣扎’的人有很多。因为并不知道有利于求职者找工作的黄金期是什么样子的,在工作迟迟没能敲定的状态下,就会直接认为‘啊,原来这就是找工作的现实’。怀着满腔热情想要好好拼上一把,但从结果来看又根本无济于事。内心里消极放弃的声音逐渐占据了上风——随便怎么样吧。”






大学毕业后的这半年,中村继续在连锁副食品店干着兼职。现在店内的运营基本上全部交由她负责,一切对于她来说是如此得心应手,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她越发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了。商品进货的工作充满乐趣,教导新人实习生的角色也让她获得了满满成就感。甚至有时总公司还会就新菜单的开发征询她的意见,这时候她就会和东京都内以计时工身份工作的老店员们一起,讨论调料的合理搭配、简易的包装方式并分享自己的心得。参与讨论的正式员工们也十分平易近人,整个会场气氛出奇地和谐友好。


她也想过,就这样顺势成为体制内的正式员工或许也不错。帮衬店长的辅助性工作做久了,她甚至觉得,执着于出版社工作的那个自己正在逐渐远去。虽然晚是晚了点,但她开始意识到这份工作所具备的优势,再加上大学也已经毕了业,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再考虑去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行业工作恐怕更不现实。


出版社没指望了,接下来就涉足食品行业吧——


但如今她总结出,这种考虑本身也许就潜藏着观念错位的苗头。


“虽然那两年找工作失败了,但我相信,在兼职中所收获的工作经验能让我自信地迎接面试。把从前积累的这些经验应用到新工作中就行了,要说的话,我当时还想成为店长呢,当了店长的话,店内的大小事务都能交给我全权负责。”


但是,当时她没能注意到的是,这种对“想做的事,喜欢的工作”坚持到底的心情,与在出版社碰壁的理由其实是重合的。


“脑袋里只想着‘行业种类’,缺乏对‘工作方式’应有的观念,所以心理上开始向食品店倾斜后,曾经那么心心念念的传媒行业就迅速被我抛在脑后了。”


……


最初的一个月,她一直处于玩命工作的状态。早班是8点半上岗——临时店员一般晚上6点就能下班,而正式员工要一直在店里待到晚上8点左右。晚班原则上是从下午2点直到商场营业结束,晚上8点半是百货商场的关门时间,等到顾客完全从商场里走出来又要花上半个小时。


晚上,等到卖场里顾客都走空了,她就会关闭结账通道,接着清理库存进行货品预订操作,做完这些再默默继续往来搬送留存货品。到了最后,还要在相应位置摆上捕鼠器,直到这里,一天的工作算是全部完成了。做完这些店铺关门扫尾工作,早的话晚上10点,迟的话有一次差点错过了末班电车。一周里有时放一天假,有时一天也没有。


像这样工作了一个月后,她感觉到从前在连锁副食品店打工时所构筑起来的自信竟随之崩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特别让她觉得难以接受的是对于塌坏甜品、碎裂饼干的处理方式,还有需在过期前半个月作废处理的礼品装商品也经常让她头疼不已。以前打工的超市规定,必须要在严格清点货物之后上报流失损耗率,容不得半点掩饰和瞒报。但在这里,处理方式就变得十分敷衍随意了,好像只要销售业绩良好这些问题便都可以忽略不计。店铺女店长经常拿到全店的销售冠军,十分具有领导气质,但她有时会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下变形塌坏的蛋糕,还把这些钱也算进营业额当中。


店长一旦生起气来就会非常恐怖,要是有人想把这些商品作废处理,那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斥责,包括临时店员在内所有人都对她感到十分畏惧。所以就算没有具体指示,手下的店员也不得不效仿她的做法,自己掏腰包买下这些无法继续销售的商品,到头来这倒形成店里的一种风气了。


“即便不能忍也要继续忍着,好不容易成了正式员工,这时候辞职的话在社会上更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了。”她心里逼迫着自己这么去想,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却控制不住地涌上心头。


“最让人感到心累的是,和以前做的工作一比,离自己想做的工作是越来越远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结构上来说,以前工作的地方都要更大更完善,也更有连锁店的气势。在这边却被说成是‘不中用’,这实在让人觉得接受不了。”






离放假还有一周的时间,母亲和妹妹都忿忿地指出,这已经到她可以承受的极限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那根一直紧绷的弦突然断了,她身体上的不适感一天比一天加重。


她还是逃离了这个地方,申请了带薪休假,回到了九州的老家。


在假期结束的时候,她并没有选择按时返回东京。


在这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她对“工作”所持的看法似乎有所改变。


稍微冷静下来之后,她开始总结,在工作时到底什么能为她带来快乐,什么又会让她感到痛苦。结果发现,之前所在公司的最大问题来自店长施加的压力,与之相对,与同事们接触交往,一起讨论店铺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光则能给她带来收获感。这不是商品销售本身所带来的,而是一种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快乐。


接着她在一家大型人力资源公司注册了个人信息,在与职业顾问的交谈过程中,对方也正好指出了她的这种意向性:


“我说中村小姐,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从具体工作性质来看待工作这件事怎么样?要是本身喜欢与人进行接触的话,其实也没必要非待在实体店铺不可。”


她终于意识到,正如这位咨询顾问所言,原来她并不是非去出版社不可,而是根本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可能性。眼里只看到自己认为有可能胜任的职业,一旦认定就非此不可,于是亲手画地为牢,把自己禁锢在了一个狭小的世界里。后来觉得店面销售的工作适合自己便一头扎进去,也是同样的道理。


咨询顾问继续说道,如果她能接受的话可以为她提供几个职业建议。比如管理员工调职升迁的电话咨询中心总监,再就是人力资源中介公司、人力资源调派公司或者门店里主管人事的部门……


“从事完全不熟悉的行业也行吗?”她问道。咨询顾问回答说:“这跟什么行业没有关系,你只需要根据我说的工作性质去找,金融也好建筑也好,具体干的事其实都是一样的,不用担心。”她听完,心里便稍稍有了底。


她想起一年前,就业科的男老师向她推荐了一份食品厂商下属总务部的职务。


这家企业以冰淇淋、冷饮类食品为主打营销产品,创立于战后初期,是一家业内老字号了,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设有门店,并同时拥有好几家工厂用以商品研究和生产。也许因为公司还未上市,产品所占市场份额较为稳定,公司上下都弥漫着一种安闲悠然的气息。


“先工作吧,抓住这个工作机会对我来说是最有利的选择。”


她对自己说道。这个时刻也意味着她的“求职期”被正式画上了一个句号。


……


2008年的某一天,正值一年中的招聘季,待在分公司办公室里的中村面对着桌前的电脑,暂时忙完了手头的工作。


一晃离当初进入公司已经过去两年时间了。


刚进公司时想去的是营业部,结果却事与愿违,被分到了总务部中的会计部门。每天都坐在办公桌前,和一堆与银行存款转账有关的文件及传票打着交道——这和她想象中的工作场景真是有着天壤之别,既跟图书出版沾不上边,又跟食品经销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连原先说好的要做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也化作了泡影。


但她也发现,自己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某种工作持有固定的执念或偏见了,不知道这是一种成长还是一种妥协。但确实上司和同事们待人都很好,公司的业务发展和销售业绩都保持在理想的水平,没有那种苦于销售任务削尖脑袋也要提升业绩的工作压力,公司整体氛围给人“家”一般的舒适感。因此她想,或许这个工作正好适合自己。


在学生时代加入的就业活动兴趣小组的成员中,有好几个同伴都进了出版社,但现在就算听着她们关于职场的闲聊,自己也并不会有多羡慕了。


而且,她继续说道,看到这几个朋友的状态,她终于知道她们为什么能被录用了。


“她们是那种,就算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也能因为工作强打起精神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专心致志投入的一类人。我自问可能做不到像她们这样拼命,或许正因为此我才应聘失败的。”


现在,看书仍旧是自己的一大爱好。但以前自己总把这种爱书的喜好跟未来要从事的职业紧紧绑在一起,而现实与自己的想象则是全然不同的。当她重新审问自己究竟是不是真心想要做跟图书出版相关的工作时,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平时读读闲书陶冶陶冶情操,读到有趣的书目时也向朋友们介绍一下而已。






如今,在这家食品公司做着事务性工作,中村的心也随之安定了下来。


虽然她没有多少财会事务方面的工作经验,但这两年来,她理清了许多工作上的头绪,对具体事务也有了更多的把握,这也变成了她继续干下去的动力。就像最近,她上头的直属领导被借调到了其他联营公司,部门新来了一位科长,对方因为长期处理实际业务,而对具体交易状况的把握显得较为生疏。因此,近期来自其他部门关于财务方面问题的解答任务,就集中落在了中村身上——“这个,应该算作接待费吗?”“这按照公司的规定,应该怎么处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前面对这类提问,她只能向总公司的财务主管打电话问询,但近来她可以基于自身的判断向对方提出可行性建议了。在财务问题上有几个固定的回答模式可供参考——“总公司的XX先生/女士应该对此有所了解”“这件事可以咨询一下副总”……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她也逐渐知道了什么样的事件中间会存在些什么问题。于是她慢慢摸清了整个公司的结算系统,了解了其中的一些相互关联和内部门道,因此只要不是碰到相对复杂的问题,她都能凭自己一力解决。


……


对她的跟踪采访总共历时三年,最后一次,是在此一年后进行的。那时,正值春天逐步走向尾声的时节。


许久不见,她看起来显得越发干练和自信了,一问原来是获得了“主任”的头衔,接着被调派到了其他部门,负责起营业部收发订单的管理工作了。


“和以前相比,现在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很大转变。”她说道。


“以前视线总集中在自己身上,老想着自己以后会变得如何如何。想要做图书出版、想去公司总部上班、想当上店长……到底能不能达成所愿,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些愿望,脑子里全被这些问题所占据了。现在,竟然产生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辞职的想法,你说这奇妙吧?而且看问题的角度也变得多样了,比如,要是辞职,这手里做到一半的工作该怎么办,对公司又有什么影响,就会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了。”


在她身上,已经看不见昔日那个一心想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且面对现实固执己见、毫不妥协的女大学生形象了。


自己能为这个社会多做点什么,身上又肩负着怎样的责任——不论她自己是否意识到了,但我想,也许如今,她正在学习和摸索着“工作”一词所蕴含的更深层涵义吧。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工作漂流》第二章,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文学退向保守:《洛丽塔》这样的作品在今天还会出现吗?

用户投稿夏小语12138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0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我创作过一部书写罪恶淫欲的文学作品,以前我基本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它,但是今天我有话要说。小说《帕特尼》(Putney)写完后,我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Jonathan Cape)的前任编辑决定不予出版,故事背景定于上世纪70年代,讲述了一个13 ...查看全部

我创作过一部书写罪恶淫欲的文学作品,以前我基本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它,但是今天我有话要说。小说《帕特尼》(Putney)写完后,我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Jonathan Cape)的前任编辑决定不予出版,故事背景定于上世纪70年代,讲述了一个13岁的女孩与一位年长男子“偷情”的故事,几十年之后,她才意识到那段感情实际上是一场虐待。那位编辑丹·富兰克林今年在接受《旁观者》杂志采访时透露了原因,“如果现在有人交给我一本《洛丽塔》,我永远也没办法让它通过团队的审查,那里全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们会说:‘如果真的出版了这本书,我们都得辞职。’”他认为反性骚扰运动和社交媒体是其中的根本因素,“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唤起大众的愤怒。”


幸运的是,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的团队中绝大多数是女性,而且年龄层次分布均匀,他们勇敢地接受了《帕特尼》。《观察家报》也称这本书是“反性骚扰运动时代的《洛丽塔》”。无论富兰克林的言论是否属实,他的立场都揭示了如今的出版业存在着怎样的恐慌。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都是一个战场,而且在眼下,我们正处于两代人性别观念的交火之中。从前都是老一辈把他们的传统和道德准则强加给年轻人,但是现在年轻人也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尤其是在性、性别和权力的问题上。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目睹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很多年长的男性和名人以为自己逃脱了性虐待儿童的罪责,但是现在一个个都被关进了监狱。过去那些未成年的“追星族”和偶像睡觉,我们都不当回事,甚至还会笑话他们;现在看来,他们无疑都是受害者。我们正在重新评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的性自由运动为女性带来了什么,弗吉尼亚·尼科尔森的新作《性是为谁的?》(How Was it For You?)讨论的也是这个话题。我女儿这一代人是在性别平等和征求同意的观念中生长起来的,随着反性骚扰运动的每一次曝光,我的80年代青春对于他们来说开始变得更加怪诞,更加难以理解。


年轻人清楚什么是同意,什么是虐待,什么可以说,该由谁来说;而老一辈即使经历过性别革命,也依然觉得这很复杂。这种代沟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国掀起的反对浪潮,以演员凯瑟琳·德纳芙为代表的法国女性支持性诱惑,反对他们眼中那种简单粗暴的清教徒式、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政治正确。《美食、祈祷和恋爱》的作者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她也是反性骚扰运动的“狂热支持者”,但是过分关注征求同意让女性的角色变得非常被动,女性“只有让步和拒绝两种选项”。自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忒》以来,性一直被当作是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女性自己“想要寻找性伴侣”的狩猎欲望呢?




同意的概念被过度强调了吗?


我问我23岁的女儿同意(consent)的概念是否被过度强调了,她反驳道:“当下强奸还是一个大问题,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争论同意的重要性,不能混淆轻重缓急。”我又问了26岁的女儿,“这个世道对于那些敏感、聪明的小伙子来说有时一定很艰难,他们必须非常小心自己的言行。”“这是为了让他不成为一个混蛋,”她的回答很简短,“这并不难,只是言语和行为上的尊重。”


父母那代人对待任何事情都是一种模糊的态度,不论是性还是环境,而千禧一代常常认为这种态度很迷惑。最近的一个晚宴上,我坐在安德鲁·马尔(译注:苏格兰记者及时事评论员,主持BBC一档著名的人类文明历史纪录片《安德鲁·马尔的世界历史》)旁边,他说:“我们正在经历一次完整的道德地震,我们在孩子们眼里都是道德败坏的。”


年轻人的每一次整顿都属于一场更广泛的斗争,目的是打击可怕的极端势力,诸如极右势力、厌女症、跨性别恐惧症和色情文学。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虽然我的两个女儿都认为界线很明确,但是我的中老年朋友时常会感到困惑,甚至是紧张,他们需要去探索一个被重新划定的新区域。有些时候,某个人可能会误闯语言或哲学的边界,即使他怀揣最良善的意图,全副武装的边境巡逻队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年轻人在批评时更加直言不讳,也更有影响力,这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因素,还是他们实际上是在试图审查人们所说的话?“我说话必须非常注意,”我的一位大学讲师兼作家朋友承认说,“我现在选择授课书籍时,既要考虑文学价值,也要考虑可能引起的冒犯和争议。我清楚地知道,上午的课堂对话到了下午就可能在Twitter上引起风暴。”


《冒犯性文学:英国的反审查,1960-1982》(Offensive Literature: Decensorship in Britain, 1960-1982)一书的作者约翰·萨瑟兰告诉我,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再审查”。“正如安东尼·伯吉斯的观点,世界历史就是在贝拉基自由主义和奥古斯丁保守主义之间交替,我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移动,现在正在走向后者,至少在文学方面是这样,”作为伦敦大学学院的名誉教授,他将部分原因归咎于大学学费,“这是一场权力之争。学生们交了钱,就有了权力:顾客永远是对的。”他还说现在有很多文本都无法在课堂上被教授,比如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美国精神病人》,因为讲师会担心学生的反应。


但目前的状况是,老一辈人自行评估年轻人会给出怎样的反应,然后自由地选择下架或不出版某些书籍,这也是一种审查吗?真正的被禁书单其实有很长,有些还是名著,有雷德克利芙·霍尔1928年书写女同性恋生活的《寂寞之井》,也有1960年被爱尔兰列为禁书的埃德娜·奥布赖恩的《乡下女孩》。在美国,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能被禁,《尤利西斯》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也不例外。被禁的理由也不仅限于道德上的拘谨,苏联就曾因为政治原因审查了很多名著,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还有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1959年,英国通过了《淫秽出版物法案》,许多争议书籍都被合法化,随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案”判决出版社无罪,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出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审查制度让我们得以看到大量以前无法出版的优秀小说,比如艾瑞卡·琼的《怕飞》,还有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


一直以来,社会道德规范都是由大多数老白男制定的,他们还戏称年轻人是“玻璃心”,而现在,他们却反过来受到了年轻人的掣肘。这既有趣又令人兴奋,毕竟年轻人的话语和观点一直在改变。如果这代人把我们拉回封禁《洛丽塔》的年代,那就太遗憾了,但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我自己出版《帕特尼》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很多年轻人都做好了准备,他们可以接受有争议的书籍,而不是只会进行警告或审查。


本文作者Sofka Zinovieff是一位英国作家、记者。


(翻译:都述文)

来源:卫报
原标题:Are millennials really driving ‘cancel culture’ - or is it their overcautious critics?

两部小说让精神疾病可知可感

用户投稿ljs3666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50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在朱丽叶·埃斯科里亚(Juliet Escoria)的新小说中,女主人公、少女朱丽叶在试图第二次自杀的前几个小时里,开始“做一些事情将自己从自身剥离出来”。她仿佛已经从自身抽离,并看到自己的模样:一个瘦得皮包骨、蓬头垢脸的 ...查看全部

在朱丽叶·埃斯科里亚(Juliet Escoria)的新小说中,女主人公、少女朱丽叶在试图第二次自杀的前几个小时里,开始“做一些事情将自己从自身剥离出来”。她仿佛已经从自身抽离,并看到自己的模样:一个瘦得皮包骨、蓬头垢脸的女孩,她受到幻觉中的恶魔侵扰,她说,“太没有意思……不如死了算了。”这个想象让朱丽叶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女孩暂时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了。她甚至暗示,杀死这样的自己,是出于仁慈。“她看起来如此不知所措”,朱丽叶解释说,“我为她感到难过。”


这个极度游离和极度共鸣的时刻透露了描写某些类型的精神疾病所面临的的一个挑战,即难以将没有明显起因的那种痛苦和绝望清晰表达出来。《疯子朱丽叶》(Juliet the Maniac)主要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展开,埃斯科里亚在中间穿插着档案文献和预述(提前叙述未来事件),近距离叙述让朱丽叶挣扎不已的狂躁型抑郁症。这种描写方式带来了一种失衡却全面的效果:读者不但能够体会女孩的精神状态,还能够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到她的经历。


宾妮·柯舍博姆(Binnie Kirshenbaum)的作品《以兔为食》(Rabbits for Food)也采用了类似的分裂视角。这部小说讲述了作家宾妮的故事,她因为严重抑郁而入院治疗,在此期间,她捏造了关于自己的虚构经历,并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像是从一个安全的距离观察自己一样。柯舍博姆不时用宾妮治疗性写作小组的写作话题打破这种克制性的叙述,揭露了一个更加完整却不时自相矛盾的画面:一个女性正试图使发生在身上的一切合理化。对于宾妮和朱丽叶,分裂是心境障碍的一种症状和应对机制,会改变她们的情绪和行为。埃斯科里亚和柯舍博姆构建的小说旨在重现这种感觉,中间不断穿插不同的视角和时间线,讲述精神疾病对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的打击。


在埃斯科里亚的小说中,朱丽叶害怕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是狂躁型抑郁症的本质特征之一。15岁的朱丽叶是一个自信、成绩优秀的叛逆学生。随着症状越来越严重,她的胸口受到了“影子大军”的压迫,导致她无法说话,课本上的字渐渐在眼前支离破碎,她感到过去的自己正在被一个陌生人取代。“她的名字曾经叫朱丽叶”,她在想,“她曾经是海伦和罗伯特的女儿,她不是天才,只是一个疯子。”在首次试图自杀失败后,她在医院中醒来,对父母造成的伤害让她感到非常内疚,她感觉自己似乎“从他们的女儿变异成了一个怪物”。即使长大成人,朱丽叶仍通过一封《来自未来的信》反省,她无法让自己的身份与当年试图自杀的女孩协调一致:“故事中的女孩是谁?那是其他人。我未拥有过她,也不了解她,但她却拥有我,了解我。”




《疯子朱丽叶》


《疯子朱丽叶》的一个隐晦目的是了解和驱除受伤的另一个自己,书中的成年朱丽叶仿佛是在编写一份有关自己崩溃情况的病例报告。这个故事从朱丽叶第一次病症出现不久前开始,持续到她在问题青少年寄宿学校的整个治疗期间,以第一人称的简短叙述方式展开。但是,在这些闪现的记忆和反思中还穿插着临床研究文献,与朱丽叶的外在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


一份“来自未来的资料”讲述了青少年食用抗抑郁症药物的副作用,这份资料认为,目前自杀的意图似乎无迹可寻。Redwood Trails寄宿学校出具的“病历”追踪了朱丽叶的病症随时间推移的发展和不断加长的药物清单。书中还出现了医生的评估和朱丽叶自己的手写记录,就像是扫描件一样,还带有标题(例如“卢克的信[最终版:复印件,个人记录],2000年1月”),是可作为研究用的人为记录。这些插入的记录与叙述篇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迫使读者在朱丽叶的内心世界和从远距离观察她的生活之间不停转换,每个角度似乎都与另一个角度在准确性上有所矛盾。


《以兔为食》有着相似的结构,却没有那么直观,书中的主人公对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因素进行了思考。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讲述宾妮进入了精神病房的情况,之后又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回顾宾妮入院的过程。第三人称的叙述实际上是主人公宾妮撰写的文章:她将自己的病和治疗过程编成了小说。书中还穿插着她对一直排斥参加的创意写作治疗小组的反应。这些反应以日记的形式呈现,揭露了她生命之中最痛苦和决定性的一些时刻,但最后又转变成第二人称,宾妮正是以这种形式将自己剥离。


这种不断穿插和重复性的结构(部分篇章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但几乎是分毫不差的复制)让人晕头转向,但又恰到好处。根据之前从第三人称角度进行的叙述,宾妮抑郁症的一个病症是短期的记忆缺失导致叙述不连贯:“她发现自己可以描述一个场景,但在将故事连接在一起的结构上却是一片空白,就像是页面上突然跳过了一些字段一样。”因此,讲述宾妮故事的篇章更短也更加碎片化,多是一些极端情绪出现的片刻,柯舍博姆一直到作品结尾才揭露导致宾妮抑郁症的关键事件。




《以兔为食》


宾妮跟朱丽叶一样,因为自己所患的病而同时感到自我厌恶和处于分裂状态。但宾妮在身份的分裂上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急迫地要自我抹除。患上抑郁后,宾妮食欲不振,并“呈现出一种虚幻感,想要自己消失”。在无法自杀时,她将自己的护照和驾驶证放到碎纸机中碎掉,在丈夫回家并问她“在不在家”时,感到手足无措。宾妮接受了自己的形象,即“难以产生喜爱感情的人”,这是从旁观者的第三人称叙述角度得出的评价。这种叙述方式让宾妮更容易将自己看作是一个角色,从而也更容易看到自己作为虚构人物的挣扎,可以像在医院那样跟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宾妮持有的态度可解读为一种否定的态度。精神疾病可能会让人质疑对自身最深信不疑的那部分,根据这种质疑的程度,通过叙述的方式来决定哪些是现实,却能够产生一定的治疗效果。柯舍博姆和埃斯科里亚采用剥离的方式来构建故事——宾妮的手稿和写作话题,朱丽叶的病历和书信——通过剥离和穿插的方式与角色进行交流。这种结构,还为宾妮和朱丽叶在接受一些痛苦得难以面对的事情时提供了缓冲。在将自己所面临的情况虚构化的过程中,她们找回了失去的一部分自我。


编者按:如果你有想过自杀,请记住你并非孤立无援。如果需要支持和资源,请拨打救助热线(800-810-1117)。


(翻译:macy)

来源:大西洋月刊
原标题:Two Novels That Make Mental Illness Legible

【一诗一会】弗兰克·奥哈拉:我也躺在树丛下,就像一堆树叶

用户投稿catmints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50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弗兰克·奥哈拉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纽约派”诗人之一。1951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奥哈拉移居纽约,第一次体验到大都市的光怪陆离,同时,他也感到一股鲜活的力量正从这座城市内部崛起。一系列文学和艺术风格都在这里滋长,&ldq ...查看全部


弗兰克·奥哈拉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纽约派”诗人之一。1951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奥哈拉移居纽约,第一次体验到大都市的光怪陆离,同时,他也感到一股鲜活的力量正从这座城市内部崛起。一系列文学和艺术风格都在这里滋长,“纽约派”诗歌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除了奥哈拉之外,这个团体中的核心人物还包括约翰·阿什贝利、肯尼斯·科克、詹姆斯·斯凯勒等。奇特的是,这些成员除了都曾在纽约生活过之外,并无太多共性,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创建过任何诗歌理念,但他们的诗歌给人的感觉却十分相似:新鲜、特异、先锋,以及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纽约这个大都市的特征和氛围。


1952年,奥哈拉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城市冬天及其他诗歌》,不久后又相继出版了《紧急中的冥想》《颂歌》《第二大街》等多部重要作品。与此同时,奥哈拉开始涉足戏剧和艺术领域,不仅为《艺术新闻》杂志撰写了大量艺术评论,还成为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副馆长。在奥哈拉的诗歌中,人们不难看出当时美国盛行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对诗人的影响。他常常利用一些随处可见的、出人意料的或突发的想象,在作品中制造一种即兴和松散的感觉,并采用口语和对话形式突出语言的简洁与活力。这种反文雅、反高贵的创作风格颠覆了当时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传统,为纽约带来了全新的创作风潮。


日前,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紧急的冥想》是国内首次译介的奥哈拉的作品,囊括了诗人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创作的30首诗歌。标题的意思是:(在)紧急突发的状况下,(也要 / 能)淡定从容地进行沉思。通过把毫不相关、甚至看起来彼此矛盾的词放在一起,奥哈拉试图重新激活诗歌的语言,以一种跳跃的节奏和抽象的美学去诠释他所面对的都市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紧急的冥想”也是奥哈拉对现代都市生活提出的挑战。如何在喧哗之中找到全新的诗意和诗意的生活方式,正是诗人在创作中想要回答的问题。





《紧急中的冥想》

[美] 弗兰克·奥哈拉 著  许舜达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06


[h2]

诗[/h2]

“砰”的一声,中国佬

在夜里跳上了亚洲


而我们以任性的方式

秘密地,一起做


温柔的游戏

一起擦伤我们的膝盖,像穿坏一双中国的鞋。


鸟儿们把苹果一颗颗推过草丛

月亮变成了蓝色,


而苹果在我们屁股下面

翻滚,好像在一片荒芜上


布满了中国画眉

因中国的灌木而脸红。


正如我们在夜里相爱

鸟儿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歌唱,


中国的格律诗穿透了

发情当中的我们,


鸟儿和苹果感动我们

像蜜语甜言,


而我们在那不可思议之民族

的恩惠里,结为了连理。

 


[h2]黄色便笺[/h2]

我拾起了一片叶子。

在今天的人行道上

似乎有些孩子气。


树叶!你是如此重要!

你怎能更改自己的

肤色,旋即坠落!


就仿佛这里并没有

诸如正直这类东西。


你太过松懈了

而没有回答我,我太害怕了

而无法坚持己见。


树叶!不要神经质

犹如微不足道的变色龙。

 


[h2]派对之后,祈祷[/h2]

       你并不总是知道我的感受。

昨晚在春天温热的空气中,为了抗拒某个

我提不起兴趣的人,我长篇累牍地

          滔滔不绝,是对你的爱让我

一点就着,

       莫非不奇怪吗?在一间陌生人

人满为患的房间里,我最柔软的感情

                                  翻腾不休

忍受水果的尖叫。伸出你的手吧,

在床边上,

              这儿不是,有一只烟灰缸吗?突如其来地

出现在这里?某个你爱着的人进了这间屋子

说难道你

                    不想要今天的鸡蛋

换个花样吗?

                    而鸡蛋出场后你发现,它们不过是

普通的炒鸡蛋,温暖的天气

遭到了挟持。

 


[h2]紧急中的冥想(节选)[/h2]

要是我是一个金发女郎,是否我就会变得放荡?或者假如我是一个法国人,是否我会变得虔诚?


每次心碎,都让我变本加厉放纵(而同一些名字怎么会重复出现在那张拉不完的名单上!),但总有一天那些值得冒险的事将一件不剩。


为什么我要跟别人分享你?为什么你不能甩掉别人来做点改变?


我是全世界最好懂的人。我要的只是无限的爱。


哪怕连树也懂得我!天呐,我也躺在树丛下,不是么?就像一堆树叶。


然而,我从未因喜爱田园生活而感到过心塞,也不会过分怀念牧场上的堕落行径和天真往事。不。人一辈子都不必离开纽约,就能得到想要的全部草木(译注:暗指大麻)——除非我知道附近有便利的地铁、音像店或者其他能够让人们生活“无忧”的设施,否则我甚至无法欣赏一片绿叶的美。更重要的是,确认至少的真诚;云团就它们的模样受到万众瞩目,即使它们很快就会飘散。它们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吗?啊哈。


相反,我无所事事,但专心致志是我的职责,事物需要着我,正如天空必须在大地之上。近来,“它们”的焦虑如此严重,我都只能睡一小会儿了。

 


本文诗歌部分选自《紧急中的冥想》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家暴、强奸与绝经:女性如何以书写抵抗父权?

用户投稿ludengguanli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3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在《潮热日记》(Flash Count Diary)一书的引言中,达西·史坦克(Darcey Steinke)激动地提到了绝经,其中有一句话出自波伏娃的《第二性》:“身体不再是身体,而是代表一种处境。”史坦克受到了潮热的困 ...查看全部

在《潮热日记》(Flash Count Diary)一书的引言中,达西·史坦克(Darcey Steinke)激动地提到了绝经,其中有一句话出自波伏娃的《第二性》:“身体不再是身体,而是代表一种处境。”史坦克受到了潮热的困扰乃至威胁。一切皆有征兆:身体开始不适,感到眩晕,变得焦虑,然后出现阵阵热浪。这股热浪在工作中、在睡觉时影响着她,还引发了失眠和抑郁。温度的细微变化都可能会引发潮热——比如炒鸡蛋放得离腹部太近,比如公交车关门时引发的温度变化。她正躺在布鲁克林的沙发上,额头放着一块降温用的冷冻火腿,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失去雌激素、逐渐迈向悲剧的绝经妇女。


1966年出版的《青春永驻》(Feminine Forever)一书推动了激素替代疗法(HRT)的普及。在这本书中,史坦克发现绝经后的女性被描述为“去势”的人,阴道呈现病态的干涩。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在荷兰举办的第11届欧洲男女绝经大会(11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Menopause and Andropause)上,她看了一个关于利用激光疗法修复绝经阴道的视频,还有一个动画展示了一朵枯萎的褐色玫瑰变为紧致粉红花蕾的过程。有护士担心激素替代治疗会有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一名意大利医生消除了这种顾虑,当时,史坦克意识到“这个医生所有的解释都围绕着进入的阴茎会有什么感受”。问题真的出在她的身体上,出在不断衰老的生理机能上吗?抑或这是一种文化情境,固执地认为女性的价值主要在于性或繁殖?如何形容这种情境?用“父权”这个词?




《青春永驻》


父权是一个早已过时的概念。凯瑟琳·安吉尔(Katherine Angel)的作品《老爹的问题》(Daddy Issues)睿智、细致地分析了在反性骚扰运动时代父亲们的文化处境。正如她在书中所言,父权早就与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尸骸一起埋葬了。“在九十年代——在女性力量崛起的十年间,以女性不对两性关系进行批判为前提,这种力量坚持女性应在经济和社会上获得自由——父权正如后来的女权主义一样,已经过时并散发着陈腐气息,使人想起女权主义多年来的刻板形象:无趣、性冷淡、保守。”


没有什么能比身材高大、穿着粗蓝布工装的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更能代表这种刻板形象了。她曾联合宗教右派对色情出版物展开审查,给激进女权主义带来了沉重打击。现在,她卷土重来了。《热缝中的最后岁月》(Last Days at Hot Slit)节选了她的部分作品,在这个对女性为所欲为(“grab-’em-by-the-pussy”,是特朗普备受诟病的言论)的时代,她的复杂、智慧、独特风格和政治关联得以充分展现。这部作品的出版正当其时。无论是唐纳德·特朗普还是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这些人的言行并不会让德沃金感到意外。“我们的敌人——强奸者和他们的维护者——不仅仅逍遥法外,他们还是影响巨大的卫道士,在社会中有着受人尊敬的崇高地位。他们是牧师、律师、法官、立法者、政治家、医生、艺术家。”


她涉猎的题材主要是身体面临的困境。她的第一任丈夫几乎将她殴打致死,她后来逃走了。她遭受的是“伤痕累累的身体在地板上流血不止”的处境,这成为了她所有工作的动力。当大多数人对于女性遭受暴力这一现象蓄意保持沉默时,当过度容忍、扩大和持续对女性施暴成为了习以为常的现实时,你会如何去传递这个问题?


德沃金决定放大这个问题,这也是她的作品如此辛辣、怪异的原因。她迎难而上,使用的措辞要比“强暴”更可怕、比“折磨”更凄惨、比“殴打”更固执更具破坏力、比“卖淫”更悲惨、比“乱伦”更有侵犯性、比“色情”更具威胁和攻击性。尽管其中很多材料都已经过时、有所夸大或明显是错误的判断(跟该作品集的编辑之一乔安娜·菲特曼一样,我的看法常与德沃金相反,特别是在审查和性自由的问题上),她的论证却比当前流行的讽刺方式更加精妙。接下来要说的是她诡异而刺激的写作风格。


“我想把他的靴子从我脖子上拿开。”


“利用女人就是在食肉。”


“没有无辜的旁观者。”


她在1995年曾写过:“我一直很喜欢有深度的作品,无论其本质多么怪异、苦涩或肮脏。”




安德里亚·德沃金,2000年。图片来源:Colin McPherson/Corbis via Getty Images


沃尔金本人曾受到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70年的著作《性政治》启发,这本书创造性地分析了文学中两性的动态关系,通过细致的分析揭露了父权的上层结构绝不仅仅限于经济或法律,而是扩散至了更远的文化范畴,渗透并影响着家庭和色情产物。近50年过去了,让人喜忧参半的是,同样的手法至今仍在被使用,史坦克和安吉尔在书中灵活地采用了该手法,她们的作品将目光重新放在了激进女权主义颇具争议性的立场上(有争议的部分就算不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基调,也是其立场)。安吉尔分析的父亲角色来自萨莉·波特(Sally Potter)的电影《金吉尔和罗莎》、广播4台播出的《射手》和莎拉·莫斯(Sarah Moss)的小说的《鬼墙》(Ghost Wall):这些父亲自恋、以自我为中心、有强烈的占有欲。史坦克和德沃金都提到了《O的故事》,德沃金以此证明男性主要将女性视如无物、视作是一个洞,史坦克则遗憾地提到了后女权主义时代的一个幻想,即屈服于这种特别的屈辱性想法能够带来性愉悦。


父权是个极权体系。如何能够避开其召唤,或避开它高高在上的凝视?安吉尔曾参观过安西娅·汉米尔顿(Anthea Hamilton)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ain)举办的展览“南瓜”(The Squash),在展览中,表演者穿着类似南瓜的服饰,她十分欣赏这种“秀色可餐的无性别”人体。它们没有眼睛,甚至没有真正的脸,却有着“美丽、球茎状和粗俗的”头部,这让她沉迷其中。在一次赏鲸之旅中,史坦克也同样体会到了自身感官“放大”的体验,她奇迹般地受到了太平洋三群虎鲸的首领的注视,这是一条步入老年期的母鲸鱼。




“南瓜”展览


动物为我们思考身体存在的“物体属性”提供了思路,让我们不再纠结于人类政治和文化。双性化也同样提供了途径,让我们得以拒绝扮演被赋予的有害性别角色。史坦克透过窗户注视自己,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老头,她感受着自己随年龄增长而去性别化,预示着作为女性的视觉形象逐渐消失。当她读到朱丽叶·雅克(Juliet Jacques)和马克斯·沃尔夫·巴莱里欧(Max Wolf Valerio)关于变性的回忆录时,她陷入了一个奇思妙想:性别是流动的,两个极端之间充斥着荷尔蒙的浪潮,我们所有人都在上面颠簸、飘移,有的极端地跨越到另外一端,有的被束缚在原地(对于出生时性别是女性,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女性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而言,这种跨越无疑更具诱惑力,实际上也更加危险)。德沃金也提倡打破本质主义的性别二元化,她曾以乌托邦式的措辞写道;“双性化……或许是对女性、男性、崛起的大多数人、所有其他人敞开的自由之路。”


性别角色的认定往往来自家庭的灌输,德沃金和史坦克对她们的母亲尤为不满,因为她们强迫自己的女儿去接受难以企及的审美标准和行为准则。德沃金的母亲西尔维娅(Sylvia)无法忍受分歧,将独立思想视为罪恶的叛逆之举。德沃金认为断绝对母亲的爱,是她一生中做过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史坦克每次在夜里从潮热的熔炉中醒来时,都会像埋葬虫一样开始回忆起逝去的母亲。(注:埋葬虫是以动物尸体为食和抚养后代的昆虫)。她想起了母女两人共度的最后一晚,母亲拿出了史坦克在49岁时拍的一张照,照片中的她在准备二婚。她穿着粉色裙子,底下是厚实的米色紧身衣和塑身裤,母亲坚持认为,她的阴毛露了出来。羞耻心在女性之间代代相传,是一种实施控制的手段,对实施方和接受方而言都不好受。


无论是对于曾经有过相关经历的个人还是对于文化思潮,这些故事都十分重要,但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揭露这些故事的手段是否会如德沃金在1973年所希望的那样产生重大的影响。当时正值她的第一本书《女人恨》(Woman Hating)出版。当下,美国的总统是赤裸裸的厌女者,而曾经作为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胜利果实的堕胎权遭到废除,那么,在书籍和家族史中揭露隐藏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是一个过时的词)有何意义呢?正如安吉尔所言,反性骚扰运动鼓励大家讲述自己的故事,渴望将不公正的行为公诸于世,实际上却可能在加强其试图推翻的力量,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的残忍行为沾沾自喜,而有关这些行为的种种证据,则满足和巩固了他们对于支配的幻想”。


这并不是说写作毫无意义。安吉尔认为,书写关于自己的故事不仅仅是宣泄或是孤芳自赏,这是通往个体化的道路,是提炼自我、驱除非我的过程。通过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他较大程度地脱离了厌女症,这使他成为现代自体理论中的关键人物,该理论相关作品有艾莉森·贝克德尔的《我和母亲之间》和麦琪·尼尔逊的《阿尔戈英雄》)的理论,安吉尔讲述了精神分析学中的镜像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通过镜像中父母的目光有意识地区分自我。如果孩子对自我的看法遭到否决,如果父母将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的挑衅被压制,那么这个孩子就会陷入错误的自我识别中。但如果父母能够容忍孩子的挑衅,且不加以破坏,那么这个孩子就会感受到真我,这是一份珍贵无比的馈赠。有些人未必能在童年时期实现真我,书写则可为他们再次提供这样的机会。


也许真实的感觉听起来像是一种奢侈。事实并非如此。德沃金曾饱受家暴,受过铁棒敲打、被点燃的烟头烫伤、胸部被打、头被按着不断撞击混凝土地板,但她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是被孤立:没有人相信她,她无法去说服任何人对她施以援手,无论是朋友、家人、邻居、警察还是医生。那曾是她人生的低谷:“那是一种极端而强烈的失常感,仿佛自己被淹没,一切皆为虚幻。”


按照德沃金所支持的积极分子的惯常做法,把经历写下来是重拾现实的一种方式。曝光一些行为——强暴、家庭暴力、种族歧视、厌女行为——是采取行动的前奏,因为在大家知道这些事后,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分享、共享而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问题,从而扩大到政治层面。如果无法去曝光,那么就不可能带来变革。写作是实现政治变革的第一步。德沃金在《女人恨》中表示,“希望作家能通过著书立说来采取行动。”一代过去了,史坦克明确地将写作视作反抗的方式:“我想要反击,反抗在文化上对绝经女性的羞辱和贬低。”


如果说德沃金前进的动力来自于对变革抱有希望,那么《热缝》中让人痛苦的是她失去了信仰。她曾多次受到强暴。在那十年间,她曾经发表过题为《强暴恶行》(Rape Atrocity)的演讲,随后有女性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她们曾在小巷里、在床上睡觉时、在工厂、在储藏室、在学校遭受过这样的暴行,后来她实在听不下去,中止了演讲。之后在1999年,52岁的德沃金在巴黎的酒店又一次遭受强暴,不过这次施暴者用的是迷奸药,她在事后毫无记忆,只能从人为伤害上作出判断:胸部有淤青、大腿上有出血痕迹。她曾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发表文章提及此事,但很多人都不相信她。从很多方面而言,这是导致她名誉扫地的致命一击。


2005年,德沃金因心肌炎去世,有人在她的电脑上发现了一份2万4千字的文档《我的自杀》(My Suicide),其中的部分内容是在本文中是首次发表。在文档中,她讲述了这种持久的虚幻感让她付出的代价。她所提倡的政治变革的根基来自于她的记忆和目击者的证词,失去这一切的她最终沉沦了。她讲述了自己的心灰意冷,讲述夜晚的梦魇:久未谋面的前夫打算杀死她,她又一次并永远成为了他残忍暴行下的囚徒。她伤痕累累,再也无法逃离将她包围湮没的现实。


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她脑海里萦绕的是彻底的绝望。她感觉每个人都是一片湖泊,表面看起来很美好,一旦踏进去,才会发现这片湖泊实际上泥泞不堪、恶意满满。所有人都是如此。她回忆起自己对宠物狗造成的伤害和对自己的恨意。她写道:“怎么会有人既如此的愚蠢,又如此的卑鄙?”这位女性终其一生都在研究人为的暴力和人性的堕落,她曾坚信只要曝光就能带来改变。她说过,在九岁首次受到侵犯前,自己曾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孩子。“我曾想过要接触一切、去做一切能做的事。这曾是我抱有的乐观……这是在驱除对生命的恐惧。女孩不应承受这一切。”


(翻译:macy)

来源:卫报
原标题:Writing to resist the patriarchy:Olivia Laing on Darcey Steinke, Katherine Angel and Andrea Dworkin
最新更新时间:07/14 11:59

村上春树:我不愿意将真实事件直接放进小说,即使这么做可以获奖

用户投稿邦竹胎压监测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0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日本作家川上未映子对村上春树的长篇访谈录《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中文版。这本书收录了川上未映子对村上春 ...查看全部


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日本作家川上未映子对村上春树的长篇访谈录《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中文版。这本书收录了川上未映子对村上春树2015年和2016年间的两次访谈内容,第一次访谈的契机是村上推出长篇随笔集《作为职业的小说家》,第二次访谈则围绕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展开。


在两次访谈中,村上不仅谈到了自己新书的内容与写作,也有着对于写作生涯的回顾以及“村上式的”写作诀窍和经验的总结。他将写作比喻为“巫女召唤精神”,小说是在黑暗中自然生成的;在村上的自我剖白中,他认为自己并非一个有着艺术家气质的人,生活中基本上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普通人,“我本人是想法正常、活法正常的极为理所当然的人,”只是一旦动笔写小说,莫名其妙的事情就会纷至沓来。


中国作家阎连科曾在2017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将村上春树的小说称为“苦咖啡文学”,认为这种小说里看不到国家民族或人类的生存困境,只是关于一种人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是“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并说如果这样的作家获得了诺奖,那将是伟大作品的灾难。在这本访谈录中,村上也谈到了他对于现实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在他的写作伦理中,将真实事件写入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利用遭遇事件的人,他选择与重大事件保持距离,即便将之写入小说可以获得文学奖。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村上春树 川上未映子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6月


[h2]“只要聚精会神,形形色色的东西就会噼啪噼啪附上身来”[/h2]

村上春树形容自己的写作记忆储备如同一个很大的文件柜,柜里有好多抽屉。然而,比拥有许多抽屉更重要的是,写小说时记忆抽屉会啪地一声打开,“毕竟不能在写小说当中一个个拉开抽屉找来找去。”这种瞬间可以打开抽屉的能力依赖长时间的积累和训练,而抽屉小或者没时间充实抽屉的人就要渐渐枯竭,所以他在什么都写不成的时候,就会往抽屉里面装东西。即便如此,作家在明白哪个抽屉里有哪些东西的同时,也仍然期待着一种意外性,村上在访谈中反复强调,“写小说这种东西,毕竟是偶然性的接踵而至。小说中的许多事件必须自然发生才行。”“只要往里面投入一小块,故事的流程就立刻波涌浪翻……”“故事这玩意儿,因为无法解释才有故事形成。”比如《1Q84》里“青豆”这个人名,就是村上和日本漫画家安西水丸在惠比寿喝酒的时候,看到酒馆菜谱上“青豆豆腐”四个字忽然浮现,当下决定,“Ok,就用这个好了!”


和这个人名一样,村上小说里的许多比喻也都是“主动找上门”的。他对比喻的要求是喻体和本体存有正好的距离——互相贴得太近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而其中的非逻辑性更是无比重要。对他来说,写作如同巫女的召唤仪式,“只要聚精会神,形形色色的东西就会噼啪噼啪附上身来,”因此作者的能力在于维持磁性和精神集中力。如他所言,写作时五花八门的东西会接二连三地“附上身来”,棒球棍、骑士团长这些东西就都是这么来的,这些东西的意义是不需要自我解释的,随着故事发展,它们的真正的用途会体现出来。


如果我们回顾村上的小说,可以发现许多这一类具有非逻辑性的比喻及意象:《神的孩子全跳舞》里有力争拯救地球、与蚯蚓君斗争的“青蛙君”,以及会做蜂蜜饼的“熊”;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中田先生可以跟猫煞有介事地进行交流,后来还获得了一撑伞就可击落奇怪生物的“超能力”。即使是在更为现实主义的爱情小说《挪威的森林》里,“我”对绿子的表白也是童话式的,“我喜欢你,就像喜欢春天里的熊。”村上小说中还有许多虚虚实实的人物(女性比男性更为明显),比如《弹子球》里为了区分彼此而各自编号的双胞胎姐妹,还有《寻羊冒险记》里把耳朵露出来特别美丽的女友……他们虽然属于人类,但对于故事的发展却有着类似于“青蛙君”和“电视人”的作用——无缘无故地闯入,有着奇怪的想法和言谈,并调剂或改变了“我”的生活。




《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上海译文2018版


这些奇怪的生物/人类代表了什么?这些意象又具有什么深意?诸如青蛙君、蚯蚓君这类设定又隐喻着何种力量?村上在访谈中谈到,它们是不需要自我解释的,比如《神的孩子全跳舞》其实是以神户大地震为“大主题”的,但他并没有直接触及地震灾难和受灾民众的惨痛,反而创造出了青蛙君前来联合银行小职员“大战蚯蚓君”的故事,形成了一种啼笑皆非的效果。村上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也写道,写小说从来不是一件苦差事,“快乐”和“舒爽”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至于选择题材,也不必非得像海明威一般选择极具分量的战争题材,自然可以从身边微不足道的事情开始写起,“即便没有这种威猛张扬的经历,人们其实也能写出小说来。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经历,只要方法得当,就能从中发掘出令世人震惊的力量。”


[h2]“我不愿意把有悲惨遭遇的人就那样以虚构形式加以利用”[/h2]

村上将自己写作的过程形容为“故事在黑暗中自然向前伸去”,他对于当时文坛盛行的主题主义、有深度的纯文学兴趣索然,“我就是要把主题统统扔去一边,写出有深度、有重量的东西。”与此同时,他也对现实本身发出了疑问,“真正的现实性是超越现实性的东西。单单把事实作为现实来写,是不会有现实性的,而必须使之成为有嵌入度的现实性才行。那就是虚构。……取出现实主义的肝脏,移植到新的身体。关键是要取出活生生的新鲜肝脏。” 


村上认为,自己的小说在世界各地被广为阅读,原因可能在于他的故事有“直接诉诸于那些人下意识的地方”。他对比了日本式的神话与现实联结的思维与西方的神话与现实的区分,在日本人看来,“那边的世界和这边的世界尤为轻松地不讲逻辑地连在一起。”他举例说道,“在日本人的感觉中,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之间自由往来……比方说小野篁那个人,根据传说,他在人世与地狱之间打了一口井,每天往返一次。白天在衙门上班,到了晚上就穿过井区地狱当阎魔王的助手。早上又通过另一口井回到人世,像临时公务员似的。那口井应该至今存在。”黄泉和现实在日本人的思维中是如此联结的,他的小说也是如此进行的——行文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而故事是非现实主义的,“充分使用现实主义文体推进非现实性故事”就是村上所追求的目标。他认为《挪威的森林》是用现实主义写现实主义,而《奇鸟行状录》是用现实主义写非现实主义。


川上未映子发现村上小说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被卷入感”,主人公会被卷入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刺杀骑士团长》里的“我”因为住进了一栋房子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件,先是听到铃声,然后打开石室,再是发现骑士团长,一个三寸豆腐丁小人。村上回应说,长篇小说基本都是“被卷入型”的故事,主人公正因中立,才会被故事牵引到不同的奇怪的方向。与这种“被卷入感”相关,小说也需要有一种“接受”的姿态,就像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主人公都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磨难,而读者也都能与之产生共鸣。




《刺杀骑士团长》上海译文2018版


虽然村上在出道时讨厌主题主义,计划让故事“无程序”地发展下去、充满闲散的幽默味道,但并不是说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就应该与现实问题绝缘。面对川上未映子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提问,村上提到了日本近几十年来经历的泡沫经济崩溃、神户地震、核电问题,表达了自己对于日本走向他所预期的相反方向的失望,也讲到了自己为什么刚开始不愿意就社会问题发言——正因为经历了六十年代学潮的幻灭,他意识到了“学生运动期间语言纯属消耗和徒劳”,他不愿意再让语言白白死掉,而是将之用于个人发声,“说到底,一九六〇后半期我们所以战斗,是因为心底有理想主义,大体相信世界基本会成为好些的场所,必须为此战斗。……而它一下子土崩瓦解,带来强烈的幻灭感……那么要做什么呢?……原则上,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慌不忙老老实实做力所能及的事。”


阎连科评价村上的小说是“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的“苦咖啡文学”,从中看不到小说家对国族命运和人类困境的关切。从这本访谈录来看,村上对写作和小说家使命的认识与阎连科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村上认为自己的写作是有政治性的,但他并不想把社会的重大事件直接作为小说的主题;他想要与重大事件保持一些距离,“对许多事情隔一段时间、隔一些距离来看,以那样的视角重新审视此时此地存在的表象。”在村上看来,将真实事件写入小说是在利用遭遇事件的人。他曾耗时一年对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进行采访,“本能地认为还是不写成小说为好”,最后还是写成了非虚构的形式。村上春树说,他不愿意将真实事件直接放进小说,即使这么做可以获得世界级别的文学奖,“我不愿意把有悲惨遭遇的人就那样以虚构形式加以利用。这不限于那类重大事件,在日常生活层面也是如此。”不过,他还是能够根据真实素材、套用多层隐喻写成新的故事,在采访沙林毒气事件时,一位受害者不愿将自己的故事收入书中,他选择略去这个人的故事,后来用他的几段话作为素材重新写成了另一个故事,这便是《青蛙君救东京》。




《地下 :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实录》与《地下2:应许之地》上海译文2018版


 

要成为文化大国,光建博物馆就够了吗?

用户投稿242rw23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1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要论法国对外输出的最重要的文化理念,博物馆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从17世纪开始,欧洲民众开始有了欣赏艺术作品的强烈需求,公 ...查看全部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要论法国对外输出的最重要的文化理念,博物馆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从17世纪开始,欧洲民众开始有了欣赏艺术作品的强烈需求,公共博物馆的概念开始酝酿。18世纪下半叶,全球两座最古老、最大的博物馆应运而生:一座是创立于1759年的大英博物馆,一座是创立于1793年的卢浮宫博物馆,后者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根据国民议会的法令由皇宫转变为博物馆,公开展示从神职人员和王公贵族那里充公的珍贵财物。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拿破仑又通过军事征服为卢浮宫攫取、填充了大量艺术珍品,令卢浮宫成为闻名遐迩的“全球博物馆”。


对于中国来说,博物馆自然也是西方舶来品之一。中国首家近代博物馆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由西方传教士筹建。直到1905年,才出现第一家中国人自建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深陷战乱与社会动荡之中,真正有余力重启文化设施建设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时至今日,整个中国博物馆体系都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美术馆(艺术博物馆)这个细分领域更是如此。2012年10月1日,由前南市发电厂、上海世博会“城市未来馆”改建而成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正式开放,这是国内首家公立当代艺术博物馆。据馆长龚彦透露,开馆第一年PSA的参观人数为10万人次,这一数字在2018年已经飙升至55万人次。


参馆人数的上升直接反映了民众文化需求的提升,于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在满足民众文化需求、开拓城市公共空间等方面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今年第14届“中法文化之春”提出了未来美术馆的议题。7月5日至6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法国驻上海总领馆文化处共同举办“21世纪美术馆:文化项目需要怎样的建筑?”论坛,邀请文化领域的政策专家、美术馆馆长和建筑师参与讨论。


中法两国嘉宾从本国经验出发,谈及了博物馆在当地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对于正在经历文化设施建设狂潮的当下中国来说,能够从法国学习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文化设施的建设不应止步于建筑本身,它能够为民众提供怎样的文化体验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法国卢浮宫


[h2]法国经验:让艺术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h2]

“在法国,博物馆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和公民权利的历史紧密相连,被看成是艺术品的保存之地、社会和谐的载体和地方吸引力的源泉。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国形成了一个博物馆网络——现在法国已经有1000多家博物馆,造就了很多专业人士,拥有良好的法律框架使得文化项目能够更长久、更专业地发展。但是它也有一些弱点,比如说管理僵化,不能够适应艺术创作、经济以及社会的变化。”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费保罗说。


费保罗告诉现场观众,当下的法国博物馆正在面临公共资金日益匮乏的窘境,然而作为市民文化生活和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也在积极尝试新的运营方式。这其中有三个趋势特别突出:第一,越来越多的私人藏家进入博物馆领域。为此,法国出台了很多新的法律,比如2003年颁布了鼓励私人投资的税务法,2008年颁布了经济改革现代化法,这些法律都能鼓励私人参与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个趋势是,博物馆开始成为高雅艺术与当代生活的交汇之地,博物馆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文化机构,同时也是城市休闲场所,与市民生活和城市商业紧密结合。费保罗举的一个例子是由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基金会创办、于2018年3月10日正式启动的文化项目“老佛爷前瞻”(Lafayette Anticipations)。这个项目位于巴黎玛黑区一幢19世纪的老建筑内,与蓬皮杜艺术中心仅咫尺之遥。该建筑由OMA建筑事务所改建,用以支持当代艺术、设计和时尚领域的跨学科创作交流。与此同时,该建筑还与其他的商铺互联互通。





“老佛爷前瞻”项目所在的建筑



第三个趋势是,博物馆开始与工作坊融合,也就是说博物馆不仅是展览陈列的场所,也是文化实践(比如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据费保罗介绍,香奈儿即将于2020年推出一个项目,届时将有600多名裁缝师在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进行展出与活动。


法国文化艺术公共政策专家布鲁诺·朱利亚(Bruno Julliard)曾于2014年至2018年担任巴黎第一副市长,负责落实巴黎的文化相关政策。在他看来,“博物馆的未来”是所有全球性大城市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全球城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们要如何促进文化融合,回应创新、生活质量、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挑战?我们要推出怎样的公共政策,来促进博物馆、艺术和文化的发展?”


朱利亚认为,当下的博物馆有三个主要任务:第一,做好藏品的展示工作,持续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展览;第二,通过亲民票价尽可能让更多的民众能够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接触艺术品;第三,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在设计规划新的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时候应该考虑如何将建筑融入城市景观,让博物馆成为一个开放的、对当地社区有意义的公共空间。


“我们必须加强建筑师、城市规划设计师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我们要考虑到建筑的要求,以及引起民众情感的要求——每个人走进博物馆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要给予他们良好的参观体验、出色的展品陈列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他说。


朱利亚以巴黎104艺术中心为例,说明成功的文化机构在很多情况下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和长期规划。104艺术中心所在的建筑曾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城市丧葬设施,1997年被列为巴黎城市文化遗产,当时的巴黎市市长将这座建筑列为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2003年,改造计划正式通过。2008年,104艺术中心正式开放。“这个艺术中心非常成功,这是因为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对这个建筑进行改造。艺术中心同时也是一座博物馆。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使得这座博物馆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找到了自己的和谐。所以我认为一切都需要时间,这是我们在巴黎得到的经验。”





104艺术中心



与此同时,朱利亚也提及了资金不足为法国博物馆运营带来的障碍。他指出,当下许多博物馆由于财力和人力有限,只能展出馆藏中的一小部分作品,他呼吁各大博物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努力改善现状,争取让保存在仓库中的优质藏品早日与公众见面。鉴于资金有限,无法担负保险公司来为作品运输投保的费用,许多博物馆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无法举办知名艺术家的大规模展览,那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高科技手段或许将是博物馆未来展出的一个有力方向。“所以我的结论是,不能仅仅满足于建造博物馆来保障艺术民主化,我们应该有一个真正符合时代的文化政策,才能够使我们的艺术和文化更加亲民。”


[h2]中国现实:光有高大上的博物馆就够了吗?[/h2]

在法国嘉宾侃侃而谈博物馆运营理念和文化政策的时候,中国嘉宾谈的更多的是如何建设更多“高大上”的文化设施,这也反映了两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处于的不同位置。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表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政策制定者在这新一轮城市规划中给予了文化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上海的未来愿景是做到“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可以漫步的,公园是适合休憩的,人们是有诚信的,城市是有温度的”。


为此,上海正在着力建设一批全新的文化设施,包括浦东美术馆、上海图书馆东馆和世博文化公园中的大歌剧院。




浦东美术馆效果图


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曾参与上海油罐艺术中心、UCCA沙丘美术馆等国内重要文化项目的设计。他认为,文化建筑的设计应该达到一种平衡,它一方面要为艺术提供良好的展示空间,拓展空间内可容纳展示的艺术的类型,另一方面建筑本身也应该打动人心,突破文化建筑原本的边界,激发人们探索的欲望,拉近人与艺术的距离。


他以上海油罐艺术中心为例:“油罐(艺术中心)的特殊性在于,我们要重新改造的空间本身就很有特点,而且它还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所以从设计一开始,我们就想提供多元的空间,不只是展示艺术空间的多元性,还包括内容的多元性。”2019年3月,油罐艺术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至今为止,除了艺术展览之外,这里还承办了许多其他的大型活动,比如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上海时装周。在李虎看来,这体现了油罐艺术中心空间的创造性使用,为这个空间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油罐艺术中心


业余建筑工作室创始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认为,美术馆这类项目一般都属于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公共项目之一。作为建筑师,他建议同行在接手此类项目时想清楚三个问题: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如何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传统?你如何在关照历史的同时启迪城市未来的审美?


2016年9月,由王澍设计的“富阳三馆”(富阳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对外开放。王澍以这个例子讲述了自己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理解:“这个城市找我的时候要求以《富春山居图》为背景做设计,也提出将在美术馆内展示这幅山水画。山水画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特殊审美的,今天的城市是否有这个审美?这个城市已经建造了大量的高楼大厦,它一点都不尊重它的山水,这时候我就有机会通过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设计来表达我是怎么认识这个城市的。美术馆有四万平方米的面积,但高度不超过两层楼,我用特殊的手段让你感觉不到它的高——这是山水画里重要的视觉经验,就是如何探讨山、水和人的关系。另外我用老房子拆除后的废弃材料建设美术馆,让这些废墟重新有了尊严和价值。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美术馆的建筑可能做的:把价值观重新塑造,激发大家的讨论。”





王澍设计的“富阳三馆”



两位建筑师亲眼见证并亲自参与了中国城市文化建筑狂飙突进式的建设与发展。据《福布斯》报道,中国目前约有5100家博物馆及相关机构,在美国这一数字是3万余家,这意味着中国的“博物馆兴建大潮”还将继续,“每一位市长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能建设更多由更知名的建筑师设计的更恢弘、更抓人眼球的博物馆。”


然而文章指出,和西方博物馆面临的问题——馆藏太多无法一一展示给观众——截然相反的是,多数新建的中国博物馆缺乏馆藏,其中不少此类博物馆甚至在建成后的几年时间里都是空空如也的“幽灵博物馆”。很大程度上来说,在博物馆的空间里承办时装周等活动也间接证明了博物馆单凭艺术展览难以维系运营的艰难现状。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及大皇宫主席克里斯·德尔康(Chris Dercon)在论坛现场犀利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这些建筑非常可惜,里面没有内容,没有员工,也没有教育活动,很多博物馆甚至连门都不开,它们只是未来的废墟。‘未来’这个词是博物馆的一个核心,而这个词现在几乎不存在,或者显得不重要。”


王澍认为,中国直到近期才意识到城市文化设施的重要性,因此开始大力兴建各种文化建筑,其中不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情况,“至于说文化的收藏、建设,包括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如何展开,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根本没开始想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绝非一件光靠兴建建筑就能一蹴而就的事,文化资源的积累和城市公共文化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耐心。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艺术从业者已经看到了曙光。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注意到,中国观众对现当代艺术的热情在飞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中国观众开始愿意拿出和电影票差不多的款项购买门票欣赏艺术展,这对艺术场馆的策展和运营都极为重要。“大家开始意识到,其实展览是可以通过票房来维持运营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田霏宇认为,艺术机构也因此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即明确自己的定位、特点和使命,为观众带来更优质的文化体验。

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在今天父母要学会以孩子为师

用户投稿今宵月色应如水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32 次浏览 • 2019-08-19 01:20 • 来自相关话题

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是英国顶尖的精神分析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写了20多本关于精神分析、文学和文化的书,涉及的主题从弗洛伊德、唐纳德·W·温尼科特到普鲁斯特、胡迪尼。他是“企鹅现代 ...查看全部

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是英国顶尖的精神分析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写了20多本关于精神分析、文学和文化的书,涉及的主题从弗洛伊德、唐纳德·W·温尼科特到普鲁斯特、胡迪尼。他是“企鹅现代经典”弗洛伊德系列的主编和约克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新书《寻求关注》(Attention Seeking)讨论了我们寻求关注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我们获得关注的方式。


《卫报》:如今许多相互竞争的诉求在争取我们的关注。是什么决定了哪些东西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亚当·菲利普斯:我觉得是我们碰巧生在这样一个文化和社会结合的时代,它为我们提供了这些素材。显然,我们的父母含蓄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应该看哪里,应该听什么,应该如何举止端庄。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教我们如何集中注意力。还有一个未知的因素,你可以称之为遗传或遗传特征。


《卫报》:你认为注意力可能是一种疯狂或上瘾的形式。为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我们中有一部分人想要反对自身的发展,而这种发展需要通过主动收缩我们的思维来实现。这就是恐惧或上瘾的表现:注意力的过度集中,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许多问题。因此我们收缩注意力的原因是害怕它浮想联翩带来的未知后果:我们真的不知道它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去。这令人兴奋和激动,却也让人忧虑。


《卫报》:寻求关注者通常名声不佳,但是你说“寻求关注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为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因为我们需要关注,我们通常不知道自己想关注什么,但我们知道自己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这就是名人文化有趣的原因。因为似乎有一大群人知道他们要什么:可以说是名声,或者称之财富。但是我认为它比看起来更复杂。因为风险是你会得到大量的关注却没有参与感。


《卫报》:这听起来像是对社交媒体的描述。你同意文化焦虑正在侵蚀我们的注意力范围吗?


亚当·菲利普斯:我更喜欢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能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认真、缓慢、耐心地听、读、看。但我也知道,对很多人——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是最愚蠢也是最无聊的事情。


《卫报》:你在书中提到应该允许孩子尝试他们的兴趣。如果父母过多地引导孩子的兴趣呢?


亚当·菲利普斯:风险在于孩子必须发展出一个顺从的自我来取悦父母。孩提时代,我们常表现出父母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所以我们面临着一项考验——如何在他们的希望和我们自身的想法之间做出协调。这两者之间总是有矛盾的。风险常常在于孩子纯粹成了父母实现自我理想的对象。


《卫报》:我们能不能给孩子太多的关注,这有什么危险?


亚当·菲利普斯:能。例如,如果我过度保护我的孩子,我会告诉他们,外面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因此他们需要如此多的保护。另一种类型是父母在孩子的培养上太过直接和苛刻。作为父母,你要让孩子教教你,他们想让你们成为什么样的父母。


《卫报》:文化上有一种倾向,将注意力的丧失等同于道德的丧失,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亚当·菲利普斯:是的。我认为,为了达到最好的道德水平——为了善待他人——我们必须能够思考,我们必须能够与他们交往,我们必须能够想象他们。你无法一闪念就做到这一点。




《寻求关注》


《卫报》:你指出“宏观思想”会不可避免地限制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英国脱欧辩论变得如此两极化和简单化的原因吗?


亚当·菲利普斯:是的。我认为让很多人满意的正是它的无聊。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思考它,它被表达为一种不满,这是一个巨大的解脱。但是有些人声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实际上却并不知道,这不免让人苦恼。英国脱欧的最大贡献在于,人们开始思索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政治对话。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千次毫无价值的政治对话,那么什么才是有价值的政治对话呢?


《卫报》:你最初对精神分析理论感兴趣是什么时候?


亚当·菲利普斯:大约16岁的时候,我读了荣格的自传《回忆、梦、思考》。我从未听说过精神分析,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生活。温尼科特的《游戏与现实》一出版我就读到了,我真切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工作,那就是儿童分析师。


《卫报》:你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我没有最喜欢的书。我小时候不是一个书虫。我对自然感兴趣,读了一些关于自然的书。


《卫报》:十多岁的时候,你开始大量读书,你那时候最喜爱的作家有哪些?


亚当·菲利普斯:DH·劳伦斯、TS·艾略特、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华兹华斯、布莱克和济慈。


《卫报》:哪些作家对你自己的写作影响最大?


亚当·菲利普斯: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被我所读到的一切所影响。所有的文学都是智慧:它教会你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如何生活。


《卫报》:你有没有认为哪本书被高估了?


亚当·菲利普斯:不。我觉得当人们真的爱一本书时,肯定会高估它们。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卫报》:有没有这种情况,一本书摆在你的书架上,人们发现后会感到吃惊?


亚当·菲利普斯:很难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人们期望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是:这里有没有我不希望人们看到的书,我认为没有。


《卫报》:你有哪些不读的种类吗?


亚当·菲利普斯:我不读侦探小说;我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感兴趣,也不太想知道是谁干的。我不读科幻小说,也不喜欢过于寓言化的东西。


《卫报》:你最近读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了不起的盖茨比》。两周前我重读了一遍。有时候,我只知道我想重读一本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常常在读完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它真的很棒——我觉得它十分精彩。


《卫报》:你床头柜上有哪些接下来要读的书?


亚当·菲利普斯:我要重读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有一位美国诗人叫雷·阿曼特罗(Rae Armantrout),我刚刚读了她的诗,它们相当不错,所以现在我打算读读她的散文。


亚当·菲利普斯的《寻求关注》已由Penguin出版。


(翻译:鲜林)

来源:卫报
原标题:Psychoanalyst Adam Phillips: ‘Youhave to let your child teach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