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民兵组织击退“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袭击

用户投稿NON酱❤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12 次浏览 • 2019-08-19 01:52 • 来自相关话题

  新华社巴格达8月15日电(记者张淼)伊拉克安全官员15日说,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当天在东部迪亚拉省击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袭击。   迪亚拉省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萨迪克·侯赛尼15日告诉新华社记者,一伙“伊斯兰国 ...查看全部




  新华社巴格达8月15日电(记者张淼)伊拉克安全官员15日说,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当天在东部迪亚拉省击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袭击。

  迪亚拉省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萨迪克·侯赛尼15日告诉新华社记者,一伙“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当天袭击了“人民动员组织”位于迪亚拉省哈奈根镇附近的一处岗哨,双方发生激烈交火。在增援力量支持下,“人民动员组织”最终击退了袭击者。

  侯赛尼表示,双方交火导致“人民动员组织”成员1死3伤,对方伤亡情况不详。事后,政府军、警察和“人民动员组织”组成联合行动力量对袭击者展开追捕。

  尽管2017年12月伊拉克宣布打击“伊斯兰国”取得历史性胜利,但至今该组织仍有一些成员和追随者藏身边远地区并不时发动袭击。











“清爽之旅”红火了“最北村庄”

用户投稿锦堂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2 次浏览 • 2019-08-19 01:52 • 来自相关话题

  新华社哈尔滨8月16日电(记者杨喆)自家有房间,但却经常出去借住,有时甚至睡仓房……这是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家庭宾馆经营者丁莉娟最近的一个“幸福的烦恼”。   北极村位于我国最北方,正值旅游旺季,丁莉娟这阵子忙着接送游客, ...查看全部




  新华社哈尔滨8月16日电(记者杨喆)自家有房间,但却经常出去借住,有时甚至睡仓房……这是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家庭宾馆经营者丁莉娟最近的一个“幸福的烦恼”。

  北极村位于我国最北方,正值旅游旺季,丁莉娟这阵子忙着接送游客,忙着购进食材,忙着收拾房间。她告诉记者,虽然每天都很忙很累,但也很开心。

  “今年夏季基本天天爆满,营业额比去年高了至少30%。”丁莉娟说,今夏前来“找北”的游客特别多,有时不得不把自家住的房间让出来,出去“找宿”。

  就在4年前,丁莉娟还在北京一家教育机构当老师,那个时候,她还不相信一个村庄的旅游产业会这么兴旺。如今,丁莉娟回到家乡开办的这家家庭宾馆,已经有9个标准间,前两年每年的收入超过了7万元。而今年夏天的营业额就已超过了去年大半年。

  “最北邮局”“最北供销社”“最北驿站”……在北极村,“最北”元素遍布全村。记者在漠河市走访了解到,北极村、北红村等村庄正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找北”,“清爽之旅”正让这些乡村越来越“红火”。

  一些村民告诉记者,许多人看中了“最北村庄”夏季清爽的气候和秀美的自然风光,或是坐着旅游专列,或是自驾前来,有的人每年都来,成了村子的“常客”。

  在北红村,曾经的贫困户李桂英如今经营着一家家庭宾馆,今年夏季最旺时,她每天收入可以达到六七百元。

  “以前住的是四处透风的‘木刻楞’,要不是国家的扶贫政策,做梦都没想过能盖起这么大的房子,还能开家庭宾馆。”李桂英说。

  近年来,漠河市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依托独特的地缘和资源优势,做好旅游产业发展这篇“大文章”,培育旅游文化产业项目,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如今,北极村、北红村、洛古河村这三个“最北村庄”里,家庭宾馆数量达到了217家,床位3800余张。依托旅游产业,昔日的贫困村北红村已经于2018年整村脱贫。











天津突出“三项治理” 提升治超现代化水平

用户投稿默默默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00 次浏览 • 2019-08-19 01:52 • 来自相关话题

  新华社天津8月16日电(记者付光宇)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天津市2019年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会议上获悉,近年来天津市公路货运年周转量均保持在400亿吨公里左右,面对复杂严峻的治超工作形势,天津将突出源头治理、科技治理、信用治理三项工作,加快提升治超现代化水平。 ...查看全部




  新华社天津8月16日电(记者付光宇)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天津市2019年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会议上获悉,近年来天津市公路货运年周转量均保持在400亿吨公里左右,面对复杂严峻的治超工作形势,天津将突出源头治理、科技治理、信用治理三项工作,加快提升治超现代化水平。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魏宏云介绍,源头治理方面,加强对工矿、冶金企业、物流园区、建筑工地、搅拌站等重点单位的派驻式巡查监管,研究利用遥感监测、车载GPS等技术手段实施源头定点监控,建立不合规车辆数据库并实行强制退出。

  科技治理方面,全面落实高速公路入口治超要求,确保10月底前完成全市123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称重检测设施建设任务;加快治超管理信息系统前期工作,力争今年内开工、2020年前投入使用;完善超限检测站(点)公安交通管理电子监控设施,2020年前全市国省干线重要点位全面实行治超非现场执法,逐步消除重点货运通道监控盲区。

  信用治理方面,将超限超载情况纳入货车年度审验范围,非法超限超载行为和责任主体将被定期公开曝光,严重违法失信的超限超载行为和责任主体当事人将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等方面被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此外,京津冀三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正在研究完善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失信责任主体在市场准入、行政许可、融资消费、优惠优待、职业晋升等领域联合惩戒操作细则,加快相关信息技术共享对接,今年底前有望实现“一地失信、三地受限”。











淘宝店主自称道长卖符咒 39元一张,月销1300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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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答沙沙 发起了问题 • 1 人关注 • 0 个回复 • 314 次浏览 • 2019-08-19 01:40 • 来自相关话题

【专访】伊藤诗织:大部分性侵案件不关乎性企图,而关乎权力

用户投稿BOBOPOPO33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55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采写 | 傅适野 编辑 | 黄月 持续向前和不断回看构成了伊藤诗织目前的生活状态。作为一名自由记者,她刚从埃塞俄比亚回国不久;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她正在拍摄 ...查看全部


采写 | 傅适野


编辑 | 黄月



持续向前和不断回看构成了伊藤诗织目前的生活状态。作为一名自由记者,她刚从埃塞俄比亚回国不久;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她正在拍摄非洲女性的割礼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与此同时,在从非洲回到日本的一周后,7月8日,她因为山口敬之的案件再次走上法庭。


伊藤诗织是一起性侵案的受害者,她是《黑箱:日本之耻》一书的作者,也是BBC纪录片《日本之耻》的主角。2013年,当时还是纽约大学新闻学系本科生的伊藤,在打工的酒吧结识了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随后山口主动邀请伊藤参观TBS纽约分局,并介绍其与纽约分局局长认识。2014年,即将毕业的伊藤诗织给一些媒体人士发邮件寻找实习机会,这其中也包括山口敬之。山口在邮件中为她引荐了一个在纽约实习的机会,伊藤对此心存感激。2015年,毕业归国后在路透社驻日记者站工作的伊藤考虑回美国工作,因山口此前曾表示TBS华盛顿分局随时招实习生,她便向他发送邮件询问实习机会。山口表示确实有实习机会,并邀请她于2015年4月4日晚上在东京一家餐厅碰面,商谈工作签证以及工作相关事宜。




纪录片《日本之耻》中的伊藤诗织


当晚,二人先后去了一家餐馆、一个串烧店以及一家寿司店。在第一家店喝了一阵,在串烧店伊藤诗织喝了两杯啤酒,一两杯红酒。她平时酒量很好,并无醉意。而在寿司店,在第二合酒(日本酒的传统计量单位,一合不到180毫升,相当于一个中瓶啤酒,四分之一瓶红酒)喝完前,伊藤诗织去了趟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回到座位上后,她忽然感到身体难受,再度起身去洗手间。一进洗手间,她立刻感到天旋地转,顺势跌坐在马桶盖上,把头伏在水箱上。之后便不省人事。


再次醒来时,她先是感到一阵剧痛,随后发现山口敬之重重地压在她身上,令她无法动弹。在整个过程中,他全然不顾伊藤诗织身体上的抗拒和言语上的质问,事后又是一副哄劝的口气:“人家真的喜欢上你了嘛。”他还若无其事地在邮件中与伊藤诗织讨论工作相关事宜,而当她提起那晚的事情,山口则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在他的叙述中,此次事件是由于伊藤诗织烂醉如泥,他出于好意将她带回酒店,她在去了一趟洗手间之后爬到他的床上,说自己“不小心喝多了”。在自己也有几分酒意的情况下,山口看到“这样漂亮的女生半裸着爬到床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点什么”。“我利用职权跟你套近乎,说服你发生性关系了吗?从来没有过!”山口敬之在邮件中这样反问伊藤诗织。


面对山口的否认,伊藤诗织在友人的鼓励下前往警署报案。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漫长征程的开始。此后在与警署、司法程序以及大众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遭遇的重重困难,让她意识到,在日本公开谈论性侵如同谈论房间里的大象。而发起一场和性侵有关的诉讼,就是将原本被限定在私密领域的、不可被谈论的事件公之于众。正如负责伊藤诗织案件的检察官所言:“事件发生在私密空间之内,是一个‘黑箱’。”而作为新闻记者和当事人,伊藤诗织越是试图打开“黑箱”,反而在日本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中发现了越多的“黑箱”。这些“黑箱”指向对于性侵受害者遭受的二次伤害、指向性侵案件后收集证据的困难、指向此类案件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造成的重重障碍,还指向日本法律体系中对于性侵案件的长期忽视。


然而,撬动“黑箱”并非易事。这其中既涉及时间和精力的牵扯,也包含着一次次公开讲述过往伤痛经历所带来的重复伤害,以及在面对公众和司法体系的漠视甚至恶意时无比巨大的勇气。


2015年4月30日,伊藤诗织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


2015年6月8日,案发后两个月,警方根据收集的证据申请了逮捕令,并获得了法院的签发许可。然后在逮捕山口敬之的当天,行动被日本警视厅最高层刑事部长中村格叫停。在此之前,负责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检察官突然全部被调离此案。案件交付新的警官,展开新一轮调查。


2016年7月22日,警方宣布因证据不足,此案不予起诉。


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在司法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检方的审查机构提交了复议申告书,并在此次发布会上向公众宣布了这一决定。


2017年9月22日,检察审查会对此案做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诉。最终结论是:检察官对此案的判定正确无误。


2019年4月,山口敬之对伊藤诗织进行反诉,要求伊藤诗织赔偿一亿日元,并在全国的报纸和媒体上进行公开道歉。山口敬之表示,伊藤将此案公之于众的行为以及她通过书籍和纪录片等方式持续曝光的行为,让他在一年内接不到工作,失去了曝光机会,导致名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损失。


2019年7月8日,此案开庭。目前此案仍在审理中。




纪录片《日本之耻》截图,中间为山口敬之


7月9日,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伊藤诗织进行了视频采访。事发至今,已经过去4年。伊藤诗织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她的生活不像外界想象得那般天翻地覆——她并非每天沉浸在受害者的阴影中以泪洗面。她仍在从事自己热爱并坚信的新闻事业。她已从一位性侵受害者变成了性别平等的倡导者,立足自身经历,力图纠正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的性别偏见。


[h2]“我并不是每天以泪洗面”[/h2]

界面文化:距离性侵事件过去四年了,距离《黑箱》这本书出版也有两年了。在书中你完整地记录了性侵事件的经过以及后续,也通过你个人的案件反应出日本媒体、社会和司法系统在处理性侵案件时的种种漏洞。随着这本书在不同国家出版,为了配合宣传,你需要不断回到当时的场景和记忆里,这对你会造成困扰吗?


伊藤诗织:这并不容易。每当我再次谈论这件事时,我总是能想起山口敬之。就像昨天,山口敬之的律师不停地询问我事情的经过。我每回忆一次,就像又经历了一次整件事情。


这本书在2017年10月出版后发生了很多改变。因为10月反性骚扰运动在美国爆发,公共舆论有了巨大的转向。在日本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异常缓慢。但对我来说,目睹过去几年变化的发生是非常有趣的。


这种回忆对我来说并非易事,对我而言是一种奇怪的体验。但我知道这不光是我自己的故事,还是很多女性的故事。因此我认为十分有必要强调女性的诉求,以及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共享同一种经验和故事。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也提到,你对于自己在新闻报道中被描述成不见其名、不见其貌的“女受害人”颇为不满,你对于这个标签对自己的缠绕感到不悦。当你不断被要求重述自己的故事,你是否认为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对于“受害者”的刻板印象?


伊藤诗织:不可否认,我确实是一个受害者(victim)。在过去几年里,我收到了诸多标签,比如幸存者、受害者,同时也有很多恶意的绰号,但我努力专注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我想传递的信息是,即便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它也不会改变你是谁。你有绝对的权利做自己。我记得我在书里也写到,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感到对于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掌控,好像别人在钳制你。尤其是在媒体中、在网络上,它们对于受害者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描绘,从穿着到姿态,你都要符合完美受害者的形象。这是我想要反抗的,我并不是每天以泪洗面,也不是每天都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这只是警察和媒体希望我呈现出的形象。




《黑箱:日本之耻》

[日]伊藤诗织 著  匡匡 译

中信出版集团·雅众文化 2019年4月


[h2]“我对新闻抱有希望,我对日本不抱太大希望”[/h2]

界面文化: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我的感觉是你有一个面向公共的自我,和一个私密的、未开放的自我。面对公众的时候,你是一个幸存者,是一个行动者,也是一个战士,而私密的那一部分其实公众并不能了了解到。我很好奇这两个自我有冲突或者无法调和的时候吗?这种时候你会如何处理?


伊藤诗织:我生活在亚洲社会,生活在日本,我大概能够预想到此类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反应。我经历了法律程序上的失败,我的案子被中断,我意识到对于此类案件、尤其是对性侵案受害者的支持是多么零星稀少,受害者并不能寻求公正,而媒体也在努力避免触碰此类案件,尤其是牵涉到权力时。我认为大部分性侵案件发生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这并非事关性企图,而是关乎权力,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权力。


我记得在书里我写到,作为在日本长大的女孩,被痴汉性骚扰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当时对一个外国记者讲了这件事,这篇报道后来被翻译成日文,日本民众看到后反应异常激烈。一些人指责我,你为什么这么不爱国?这让我意识到在日本公开谈论性骚扰是一种禁忌。因此当我写了这本书并且决定站出来公开地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于我的私人生活是自杀性的打击。我很难再继续过以前那样的生活了。但我对新闻抱有希望,我对日本并不抱有太大希望,但我相信故事的讲述能够以某种形式抵达某些人。如果往坏处说,我其实几乎快要放弃我的私人生活了。我在写这本书以及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并不知道我的私人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




伊藤诗织


回望我的经历,我时常在想,确实有两个我存在。一个我尝试像新闻记者一样提出问题,而另一个我是受害者。这是我的故事,它关于我,但与此同时,让我仅仅作为一个受害者生活和存在,这过于痛苦。我对于说出真相这种新闻理念存有信仰,我质疑很多问题,质疑权威,质疑体制。如果这不是我的信仰,这不是我的职业,我可能就沉默了。


沉默也没问题,我不认为人们必须站出来讲述如此具有创伤性的故事。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生存的不同方式。首先要生存下来。对我而言,生存意味着说出真相,因为这构成了我最最基础的部分。这当然充满了挣扎,我至今仍然在挣扎,这需要时间,新闻记者的身份其实一直在保护我的创伤经历。我无法预知这件事情何时会过去,我的生活何时能够回到正轨,因为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可以说:它结束了。我需要与这段经历共处,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谈论这件事帮助我去发掘更多其他的答案,在日本问出这样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回答我的疑问。但当我和世界各地的人们谈论这件事时,我看到了诸多可能性,比如改善法律。但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首先要改变的是人们的观念,而这往往是最难的一步。因此我认为讲述故事是改变的第一步,它会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想法。


界面文化:如果你不选择新闻作为自己的专业,你还会站出来吗?


伊藤诗织:我觉得会的,这是我的性格,我蛮固执的。而且我不知道除了做新闻记者之外我能做些什么。我相信讲述真相的重要性,但我对在公众面前讲述真相又没有太多的信心。如果我不讲述,如果我不追寻真相,那我就不应该成为一个新闻记者。但同时,当时很多人告诉我,如果我还想当记者,就不应该指控山口敬之,因为这会断送我的职业前途。事实证明这不是真的,但这是因为我可以说英语。如果我只会说日语,只能在日本工作,我的职业生涯就真的终结了。而现在我的生活和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英国,如果我没有这个选择的话,我其实不知道我将如何在日本生活。我也从来没有计划过,我宁愿自己不要经历所有这些事情。


[h2]“在日本,甚至没有关于‘同意’的概念”[/h2]

界面文化:在遭遇性骚扰后,能够走到法律程序的女性大概率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能力比较不错的女孩。而那些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或者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昂贵又耗时的法律程序的女性,可能就选择不了了之了。


伊藤诗织:的确如此。这正是我希望改变的。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没有渠道接触法律援助,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民事诉讼价格高昂,刑事诉讼虽然不需要花钱,但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需要汇报自己的行踪,这其中有一种耻感,这一过程本身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我的家庭并不富有,我来自工人阶级的家庭,我的父母其实很反对我诉讼,我也能理解他们。说实话,在日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寻求正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你投入多少时间和金钱都无法确保自己能够得到法律公正的裁决,甚至连一些微小的尊严感都无法获得。我也经常在想,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得到了什么?当然我得到了我的真相,但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不确定。日本的强奸法案在过去110年间都未曾改变。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等我去中国的时候,想了解一下中国的强奸法律是怎样的。每次我谈起这件事,尤其是在西方语境下谈论这件事,他们都非常震惊。一个发达如日本的国家,为何在女性事务上宛若中世纪。我认为我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我从未质疑过这个法律体系。




《日本之耻》中对于强奸定义的讨论


界面文化:说到诉讼和法律,我认为让人十分沮丧的一点在于,性骚扰或者强奸是一种他人在被害者身上留下痕迹——不论是物理性的还是精神性的——的罪行,而被害人需要通过证明这种痕迹来为施害者定罪。


伊藤诗织: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改变比预想的要多。美国反性骚扰运动确实颇有成效。瑞典的法律现在已经做出了改变,判定没有同意(conscent)的性行为都是强奸,即便其中没有涉及威胁或者暴力;而明确的同意必须是通过语言或者肢体行为传达出来的。这背后是整个观念的变化,而在日本的问题是,我们甚至都没有关于“同意”的概念。也正如你说的,受害者必须证明威胁或者暴力的痕迹,否则无从对证。


去年三月发生了一个很可怕的案件,关于一个19岁的女儿和她的父亲。这个女孩从14岁开始就被她父亲强奸,法官认定这其中存在强迫性性行为,但由于无法证明有肢体性的威胁因此不予判罚。法官认为这个女孩仍然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因此在父亲和女儿之间其实达成了同意。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没有关于同意的思维方式,对于何为顺从、何为拒绝没有明确的概念。只看肢体威胁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其中可能存在我们完全无法看到和发现的精神威胁。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个法律。


[h2]“如果我不关心日本,我为什么还要谈论强奸和女性?”[/h2]

界面文化:作为一个关注性别议题的记者,让我很沮丧的一种情况是,很多时候人们还没看你的文章,不了解你要传达的观点就开始批评。在你的经历中,我猜测这种沮丧的时刻应该很多吧,你如何应对?


伊藤诗织: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很难在我的经历和他们自身之间建立联系。他们会认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离他们十分遥远,因此表现出漠视或置之不理。我现在仍然在努力地把我的故事讲给其他女性听,这并非因为我们性别相同、她们更加能够共情和理解,事实并非如此。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在非洲拍摄关于女性割礼的纪录片时,我意识到在世界各地女性的处境都十分类似,区别只是具体问题和表现形式的不同,而行为背后的逻辑和思维方式,社会如何看待女性,其实都是类似的。


我喜欢拍记录片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聚焦一个人,一个故事,你看到她的脸孔,你听到她的名字,你听到她向你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当你带入她的视角、体会她的经验时,你其实更能产生共情。我现在尝试的就是通过她们的眼睛来讲故事,这仍然很困难,有的时候人们不喜欢这样的故事,因为他们不想改变。但即便如此,我觉得这些故事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抵达了某处,并且让一些人不适,这是好事。但我不喜欢的一种论调是人们把这样的表达和抹黑日本以及不爱国联系起来。如果我不关心日本,我为什么要谈论这些事情呢?




纪录片《日本之耻》截图


界面文化:在日本是否有一些比较活跃的女权团体?


伊藤诗织:对比英国或者美国,日本的团体并不是那么活跃。对比我们的邻国韩国,我认为她们比我们活跃太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社会的高度等级化。我在台湾地区的时候接触过那里的女性团体,看到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如何同心协力。但在日本,虽然有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但对很多人来说,和她们对话是很困难的,因为她们地位很高。即便在女性团体内部,不同的等级制度也在制造高墙。这种事情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但在日本尤其明显,因为我们有着浓厚的等级制遗产。这令人沮丧,在我看来,女性主义运动应该是所有女性团结起来,而不是内部等级化的。但我也能感受到这种情况正在慢慢发生改变。


界面文化:需要更多时间。


伊藤诗织:是的,需要时间。我不知道我们究竟需要多少时间,能够打破所有这些。但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我们不希望等到可怕的案件发生之后才做出改变,这类案件已经足够多了。我们现在就需要做出改变。我希望我能够发出更大的声音,促进这种改变。

【读药】到底什么才是“可以胜任的工作”

用户投稿热心的帅哥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83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读药』是界面文化每周推送的固定栏目,专为读者定制解决人生疑难杂症的文化药方。每周,我们会选取读者提供的“病情”,针对一种“病症”推荐适用的书籍、影视、音乐、文艺活动等,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美好。想寻医问药吗?欢 ...查看全部

『读药』是界面文化每周推送的固定栏目,专为读者定制解决人生疑难杂症的文化药方。每周,我们会选取读者提供的“病情”,针对一种“病症”推荐适用的书籍、影视、音乐、文艺活动等,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美好。想寻医问药吗?欢迎进入“读药信箱”给我们写信,聊聊你的疑难杂症。


本期读药,我们想与大家聊聊“转行”。


不久前,一位读者来信告诉我们,Ta刚刚经历了失业、再就业、转行,对这一系列工作上的变动深感不安。其中的很多迷茫与困惑,或许你也曾有过:





@浮游生物:


失业快半年,工作方向从一开始的坚定,到后续的迷茫,再到现在犹豫不决。今天刚面试了一个新工作,意向不错,可是和想要的工作方向几乎完全不同,可以看作是转行。其实当初投这份简历,也是误以为它不会太复杂,可以让自己谋生,然后想在这段时间提升原来工作方向的技能,等到有机会再冲回去。可是面试完发现,每份工作都需要投入。另外,也无法向自己、向家人交代突然的临时转行。非常疑惑,痛苦窘迫的日子有结束的一天吗?哪怕只是暂休。





每一个毕业生都希望在步入职场之初就能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多数人最终只找到了一份可以胜任的工作,而真正上手后,又有不少人发现,具体的工作内容与想象中并不相符。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这份工作真的适合我吗?是应该继续干下去,还是跳槽?如果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该怎么办?


在近日出版的《工作漂流》一书中,作者稻泉连记录了8位日本年轻人的职场故事。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第一批从业者,身处“就业冰河期”。在稻泉连采访的几年间,这批“迷惘的一代”正在职场中漂流不定,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中村友香子就是其中之一。从一心渴望从事出版工作,到最终进入完全陌生的食品业并成为一名管理者,她的转向之路历经曲折,逐渐改变了她对“工作”一词的理解。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书中选取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工作漂流》

[日] 稻泉连 著  窦心浩 / 谭婉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07


[h2]《到底什么才是我“可以胜任的工作”》[/h2]

文 | 稻泉连  译 | 窦心浩 谭婉心


在大约六年前的2002年4月,故意落下了一个未修的学分而未能按时毕业的中村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待业者。她在两个地方来回奔波,一家是连锁副食品店,一家有关ADSL连接技术的体验支持中心,过着同时打两份工的日子。


她把重心放在了从大二就开始去做兼职的那家连锁副食品店。这时她就很少站在店铺前做迎来送往的门面活儿了,而是在店里做起了正式员工的辅助性工作。有时店里连一个正式员工也没有,在很多日子里,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他们这种经验丰富的非正式员工完成的。


过了正午前后客流量达到峰值的时间段,她一般在下午3点进店,晚上在打烊、关闭结账通道后还要一直待到11点、12点,这期间要为第二天的营业做准备。


“在我那时候,一般在1月和2月向大型出版社投递简历,3月接受面试,4月等待内定录取通知,所以到了4月就稍稍有些坐立不安了。大型出版社的面试进程都已经结束后,其他出版社的面试却还没开始。一时间觉得和宣传有关的工作好像也不错,但之前对其他行业也并没什么研究,于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去出版社工作,参加出书的策划与实行——原本就抱着这种信念去东京上大学的中村,同时也是一名校外“就业活动兴趣小组”的成员。在这个小组中,他们一起编写简历、撰写小论文,然后再交互传阅点评。或以“周刊杂志”或“女性杂志”为主题对象,组员们一起讨论杂志主体的特征、受众群体以及做广告的倾向。有时还会请来供职于媒体行业的前辈做讲座,接下来还要请前辈们帮忙看看简历制作是否恰当,以及还需要怎样的改进。成员们在相互比照求职信中,互相指出对方的亮点和缺点,渐渐变得熟识起来,中村在大学四年的后半段时间里,和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但是,一说到找工作,所想到的目标对象就是出版社,也时常与小组成员们一起为求职活动做着准备,但不能说这带来的影响就一定是正面的。


本来去应聘的就是实际聘用人数比较少的出版社,一时间,去参加入职考试的小组伙伴们都接连宣告失败了,于是周围开始出现很多跟她一样工作悬而未决想要延迟毕业的“难友”。因此,在她心里滋生出了一种“不是我一个人”的安心感和连带感,也许就在此时,她错过了向其他行业其他职业转向的机会。


“周围‘放弃挣扎’的人有很多。因为并不知道有利于求职者找工作的黄金期是什么样子的,在工作迟迟没能敲定的状态下,就会直接认为‘啊,原来这就是找工作的现实’。怀着满腔热情想要好好拼上一把,但从结果来看又根本无济于事。内心里消极放弃的声音逐渐占据了上风——随便怎么样吧。”






大学毕业后的这半年,中村继续在连锁副食品店干着兼职。现在店内的运营基本上全部交由她负责,一切对于她来说是如此得心应手,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她越发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了。商品进货的工作充满乐趣,教导新人实习生的角色也让她获得了满满成就感。甚至有时总公司还会就新菜单的开发征询她的意见,这时候她就会和东京都内以计时工身份工作的老店员们一起,讨论调料的合理搭配、简易的包装方式并分享自己的心得。参与讨论的正式员工们也十分平易近人,整个会场气氛出奇地和谐友好。


她也想过,就这样顺势成为体制内的正式员工或许也不错。帮衬店长的辅助性工作做久了,她甚至觉得,执着于出版社工作的那个自己正在逐渐远去。虽然晚是晚了点,但她开始意识到这份工作所具备的优势,再加上大学也已经毕了业,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再考虑去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行业工作恐怕更不现实。


出版社没指望了,接下来就涉足食品行业吧——


但如今她总结出,这种考虑本身也许就潜藏着观念错位的苗头。


“虽然那两年找工作失败了,但我相信,在兼职中所收获的工作经验能让我自信地迎接面试。把从前积累的这些经验应用到新工作中就行了,要说的话,我当时还想成为店长呢,当了店长的话,店内的大小事务都能交给我全权负责。”


但是,当时她没能注意到的是,这种对“想做的事,喜欢的工作”坚持到底的心情,与在出版社碰壁的理由其实是重合的。


“脑袋里只想着‘行业种类’,缺乏对‘工作方式’应有的观念,所以心理上开始向食品店倾斜后,曾经那么心心念念的传媒行业就迅速被我抛在脑后了。”


……


最初的一个月,她一直处于玩命工作的状态。早班是8点半上岗——临时店员一般晚上6点就能下班,而正式员工要一直在店里待到晚上8点左右。晚班原则上是从下午2点直到商场营业结束,晚上8点半是百货商场的关门时间,等到顾客完全从商场里走出来又要花上半个小时。


晚上,等到卖场里顾客都走空了,她就会关闭结账通道,接着清理库存进行货品预订操作,做完这些再默默继续往来搬送留存货品。到了最后,还要在相应位置摆上捕鼠器,直到这里,一天的工作算是全部完成了。做完这些店铺关门扫尾工作,早的话晚上10点,迟的话有一次差点错过了末班电车。一周里有时放一天假,有时一天也没有。


像这样工作了一个月后,她感觉到从前在连锁副食品店打工时所构筑起来的自信竟随之崩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特别让她觉得难以接受的是对于塌坏甜品、碎裂饼干的处理方式,还有需在过期前半个月作废处理的礼品装商品也经常让她头疼不已。以前打工的超市规定,必须要在严格清点货物之后上报流失损耗率,容不得半点掩饰和瞒报。但在这里,处理方式就变得十分敷衍随意了,好像只要销售业绩良好这些问题便都可以忽略不计。店铺女店长经常拿到全店的销售冠军,十分具有领导气质,但她有时会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下变形塌坏的蛋糕,还把这些钱也算进营业额当中。


店长一旦生起气来就会非常恐怖,要是有人想把这些商品作废处理,那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斥责,包括临时店员在内所有人都对她感到十分畏惧。所以就算没有具体指示,手下的店员也不得不效仿她的做法,自己掏腰包买下这些无法继续销售的商品,到头来这倒形成店里的一种风气了。


“即便不能忍也要继续忍着,好不容易成了正式员工,这时候辞职的话在社会上更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了。”她心里逼迫着自己这么去想,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却控制不住地涌上心头。


“最让人感到心累的是,和以前做的工作一比,离自己想做的工作是越来越远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结构上来说,以前工作的地方都要更大更完善,也更有连锁店的气势。在这边却被说成是‘不中用’,这实在让人觉得接受不了。”






离放假还有一周的时间,母亲和妹妹都忿忿地指出,这已经到她可以承受的极限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那根一直紧绷的弦突然断了,她身体上的不适感一天比一天加重。


她还是逃离了这个地方,申请了带薪休假,回到了九州的老家。


在假期结束的时候,她并没有选择按时返回东京。


在这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她对“工作”所持的看法似乎有所改变。


稍微冷静下来之后,她开始总结,在工作时到底什么能为她带来快乐,什么又会让她感到痛苦。结果发现,之前所在公司的最大问题来自店长施加的压力,与之相对,与同事们接触交往,一起讨论店铺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光则能给她带来收获感。这不是商品销售本身所带来的,而是一种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快乐。


接着她在一家大型人力资源公司注册了个人信息,在与职业顾问的交谈过程中,对方也正好指出了她的这种意向性:


“我说中村小姐,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从具体工作性质来看待工作这件事怎么样?要是本身喜欢与人进行接触的话,其实也没必要非待在实体店铺不可。”


她终于意识到,正如这位咨询顾问所言,原来她并不是非去出版社不可,而是根本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可能性。眼里只看到自己认为有可能胜任的职业,一旦认定就非此不可,于是亲手画地为牢,把自己禁锢在了一个狭小的世界里。后来觉得店面销售的工作适合自己便一头扎进去,也是同样的道理。


咨询顾问继续说道,如果她能接受的话可以为她提供几个职业建议。比如管理员工调职升迁的电话咨询中心总监,再就是人力资源中介公司、人力资源调派公司或者门店里主管人事的部门……


“从事完全不熟悉的行业也行吗?”她问道。咨询顾问回答说:“这跟什么行业没有关系,你只需要根据我说的工作性质去找,金融也好建筑也好,具体干的事其实都是一样的,不用担心。”她听完,心里便稍稍有了底。


她想起一年前,就业科的男老师向她推荐了一份食品厂商下属总务部的职务。


这家企业以冰淇淋、冷饮类食品为主打营销产品,创立于战后初期,是一家业内老字号了,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设有门店,并同时拥有好几家工厂用以商品研究和生产。也许因为公司还未上市,产品所占市场份额较为稳定,公司上下都弥漫着一种安闲悠然的气息。


“先工作吧,抓住这个工作机会对我来说是最有利的选择。”


她对自己说道。这个时刻也意味着她的“求职期”被正式画上了一个句号。


……


2008年的某一天,正值一年中的招聘季,待在分公司办公室里的中村面对着桌前的电脑,暂时忙完了手头的工作。


一晃离当初进入公司已经过去两年时间了。


刚进公司时想去的是营业部,结果却事与愿违,被分到了总务部中的会计部门。每天都坐在办公桌前,和一堆与银行存款转账有关的文件及传票打着交道——这和她想象中的工作场景真是有着天壤之别,既跟图书出版沾不上边,又跟食品经销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连原先说好的要做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也化作了泡影。


但她也发现,自己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某种工作持有固定的执念或偏见了,不知道这是一种成长还是一种妥协。但确实上司和同事们待人都很好,公司的业务发展和销售业绩都保持在理想的水平,没有那种苦于销售任务削尖脑袋也要提升业绩的工作压力,公司整体氛围给人“家”一般的舒适感。因此她想,或许这个工作正好适合自己。


在学生时代加入的就业活动兴趣小组的成员中,有好几个同伴都进了出版社,但现在就算听着她们关于职场的闲聊,自己也并不会有多羡慕了。


而且,她继续说道,看到这几个朋友的状态,她终于知道她们为什么能被录用了。


“她们是那种,就算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也能因为工作强打起精神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专心致志投入的一类人。我自问可能做不到像她们这样拼命,或许正因为此我才应聘失败的。”


现在,看书仍旧是自己的一大爱好。但以前自己总把这种爱书的喜好跟未来要从事的职业紧紧绑在一起,而现实与自己的想象则是全然不同的。当她重新审问自己究竟是不是真心想要做跟图书出版相关的工作时,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平时读读闲书陶冶陶冶情操,读到有趣的书目时也向朋友们介绍一下而已。






如今,在这家食品公司做着事务性工作,中村的心也随之安定了下来。


虽然她没有多少财会事务方面的工作经验,但这两年来,她理清了许多工作上的头绪,对具体事务也有了更多的把握,这也变成了她继续干下去的动力。就像最近,她上头的直属领导被借调到了其他联营公司,部门新来了一位科长,对方因为长期处理实际业务,而对具体交易状况的把握显得较为生疏。因此,近期来自其他部门关于财务方面问题的解答任务,就集中落在了中村身上——“这个,应该算作接待费吗?”“这按照公司的规定,应该怎么处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前面对这类提问,她只能向总公司的财务主管打电话问询,但近来她可以基于自身的判断向对方提出可行性建议了。在财务问题上有几个固定的回答模式可供参考——“总公司的XX先生/女士应该对此有所了解”“这件事可以咨询一下副总”……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她也逐渐知道了什么样的事件中间会存在些什么问题。于是她慢慢摸清了整个公司的结算系统,了解了其中的一些相互关联和内部门道,因此只要不是碰到相对复杂的问题,她都能凭自己一力解决。


……


对她的跟踪采访总共历时三年,最后一次,是在此一年后进行的。那时,正值春天逐步走向尾声的时节。


许久不见,她看起来显得越发干练和自信了,一问原来是获得了“主任”的头衔,接着被调派到了其他部门,负责起营业部收发订单的管理工作了。


“和以前相比,现在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很大转变。”她说道。


“以前视线总集中在自己身上,老想着自己以后会变得如何如何。想要做图书出版、想去公司总部上班、想当上店长……到底能不能达成所愿,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些愿望,脑子里全被这些问题所占据了。现在,竟然产生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辞职的想法,你说这奇妙吧?而且看问题的角度也变得多样了,比如,要是辞职,这手里做到一半的工作该怎么办,对公司又有什么影响,就会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了。”


在她身上,已经看不见昔日那个一心想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且面对现实固执己见、毫不妥协的女大学生形象了。


自己能为这个社会多做点什么,身上又肩负着怎样的责任——不论她自己是否意识到了,但我想,也许如今,她正在学习和摸索着“工作”一词所蕴含的更深层涵义吧。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工作漂流》第二章,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思想界】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它是不是一个中国故事?

用户投稿tracy725官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84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撰文 | 李丹宁 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 ...查看全部


撰文 | 李丹宁


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引发的争议和无障碍出行推行者坠亡事件。


[h2]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它是不是一个中国故事?[/h2]

北京时间7月8日,迪士尼发布了《花木兰》真人版电影的预告片。该片预计将于2020年3月上映,妮基·卡罗(Niki Caro)执导,刘亦菲将饰演花木兰一角。该片故事基于中国民间传说,并根据1998年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进行改编,讲述的是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并从外族侵略者手中救回皇帝的故事。预告片既唤起了人们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也引发了一些网友的质疑和讨论。一方面,影片的主要角色多是中国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的华人影星,如李连杰、甄子丹、巩俐等,片中的人物的装束、场景和武打动作也颇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另一方面,片中出现的土楼和妆容引发了网友的吐槽——《木兰辞》中木兰的原型身处北魏时代,生活与征战区域集中在华北地区,而土楼主要分布于闽粤地区,最早的记载出现于明代,将两者并置明显不符合史实;另外,木兰的红脸蛋、黄额头、眉间小花的妆容也让一些网友觉得“雷人”、不够自然。网友认为,这些细节透露出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异国情调想象,以及一种大杂烩式的文化挪用。




《花木兰》宣传片截屏


发布在公众号“假装在纽约”的文章指出,中国观众对于影片中的东方呈现的争议,归根结底是一个“这部片子到底拍给谁看”的问题。在中国电影刚刚起步的二十世纪末期(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上映之时),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规模还不是很大,中国观众的趣味也还不是迪士尼团队考虑的重点,而现在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迪士尼没有理由不竭力拍出一部让中国观众认同的中国题材电影。比起早年由白人扮演亚洲人角色、或是剧中出现丑化的中国人角色等现象,如今迪士尼会动用超过一亿美元的预算,让影片的场景、造型、情节和逻辑上更为考究,力求满足中国观众的喜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迪士尼对中国观众的诚意。


而对于片中的文化挪用现象,即在没有真正理解的情况下挪用其他文化中的符号特征这个问题,《刘亦菲的〈花木兰〉,凭什么拿下全世界?》一文的作者许北斗认为,尽管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着偏差和误读,但文化挪用未必是坏事。事实上,符号的挪用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与记忆,例如日本的寿司与和服,许多文化正是在符号化的过程中,让他人先是产生兴趣,再逐渐深入了解的。因此我们无需对外国人喜欢把中国元素堆砌在一起的问题感到过于忧虑和警惕,不妨看到其中有利的一面。


除了影片中的细节,也有人质疑迪士尼的《花木兰》是否能够讲好故事本身。澎湃评论的文章《讲好“花木兰”的故事不能指望迪士尼》认为,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能流传千古,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和爱国主义。“可以想见,这些都不会成为真人版《花木兰》的叙事重点。”近年来,迪士尼所塑造的公主形象都拥有独立人格,懂得争取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似乎更是为了迎合市场喜好与观众的心理需求。作者进而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还是尊重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这里的“历史与文化”,不只是细节上的考究,更是对传统观念的尊重。




《花木兰》宣传片截屏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中国故事是否就等同于传统观念?对女性独立自主形象的塑造,纯粹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之举吗?女性自我实现的历程不能成为一个“中国故事”的核心吗?


对于批判影片“外黄内白”的声音,发表于公众号“日刻”的文章提出,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标准的木兰形象和故事内涵。“花木兰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中本就进行着不断的变迁和演绎,我们可以指责外国人对于中国元素的不求甚解,但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木兰模板,偏离于此的皆为离经叛道。”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吴保和就曾在论文《花木兰,一个中国文化符号的演进与传播——从木兰戏剧到木兰电影》中梳理过木兰形象与故事核心价值的历史变迁。


木兰的故事最早出现在收录于《乐府诗集》中的北朝民歌《木兰辞》里。木兰从军的动机是父亲身体虚弱,而她为了尽孝选择替父亲出征。除了“孝”,在这个抗击侵略的故事中,“忠”是另一重被挖掘的价值。由于古代社会呈现出的家国一体的特征,为父母尽孝与为国家尽忠两者并不矛盾甚至是统一的。而在上世纪中叶,创作者又开始强调木兰故事中的爱国意识和抵抗精神。1939年的电影《木兰从军》与五十年代初的豫剧《花木兰》都强调了爱国这一重点。而对于迪士尼的制作者,如何对不理解“孝道”的观众解释木兰离家从军的理由成了一个难题。对此,在动画电影《花木兰》中,增加了父女在花园中亲密谈心的场景,强调父女之间的爱是双向的,而不仅仅是对传统孝道的恪守和单方面的给予与付出。另外,动画片也为花木兰增添了给家庭带来荣耀的动机。在真人电影预告片中,木兰的台词“I will bring honor to us all”也是一个讨巧的设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所谓荣耀的内涵。


吴保和指出,迪士尼版《花木兰》对于木兰女性身份的再塑造也颇有意义。不同于中国历史文本中对木兰以男性装扮大败敌军的设定,在动画片中,木兰的女子身份在军营中被识破,她最后是以自己的女性形象示人并救出了男权社会的最高象征——皇帝。吴保和认为,二十世纪以来的女性解放常常是通过女性的男性化完成的,女性被迫放弃了女性的性别特征和话语叙述,这一时期的木兰故事里最突出的往往也是木兰的英雄气概以及与男性同样的能力。而在最早的《木兰辞》里,木兰回归女性身份后,流露出的是对自身性别的认同和肯定,而非是基于男性视角对女性价值的否定与蔑视。令人欣慰的是,动画电影《花木兰》的价值观也和这种对女性身份的确认相契合,表现了一个女性寻找并展现自我的故事。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电影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并质疑他者对于自己的代言,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另一方面,固守自己传统中的价值观而排斥全球化的影响却并不见得是明智之举。电影既然是由迪士尼拍摄的,必然会带有创作者所处文化的价值观,但这并不代表这种价值观一定是片面的、商业使然的、对中国观众来说无意义的,或许,它能够重新让我们发现隐藏在木兰这一形象中的价值,也为人物形象赋予全新的现代意义的阐释。对于迪士尼来说,木兰突破了以往的迪士尼公主形象,让这一系列获得新的生命力;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我们也能通过迪士尼的技术和影响力让世界了解到花木兰的独特品质。与其一味争夺木兰是谁的,不如守望这一形象在全球的流传过程中所收获的新的价值。




《花木兰》宣传片截屏


事实上,木兰这一形象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国界。纽约华人戏剧导演童辉在文章《跨越百年的征途:花木兰在美国》中谈及了美国不同群体对于花木兰形象的塑造与理解,其中就包括在美留学生以及美国的亚裔青少年。


对于一百年前留学美国的戏剧家张彭春与洪深来说,花木兰是团结力量和展现民族气质的不二选择。面对当时在美国流行的丑化中国人的戏剧,两人决定“以戏正戏”,通过排演舞台剧《木兰》激发身边留学生的爱国情怀,并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传统旧剧的演出形式,并在异国观众面前施展自己的戏剧才华。此外,童辉也谈到了花木兰形象在美国亚裔青少年身份认同塑造中所发挥的作用。文中提到一位出生长大在美国的越南裔华人Benjamin To在1998年观看《花木兰》动画电影之后感到非常兴奋。他为一个东方历史人物在美国被呈现、一群亚裔在幕后团队中贡献力量感到振奋,并在木兰身上看到了亚裔女性身上坚韧顽强的品质。2015年,纽约唐人街的容闳小学选择排演舞台剧《木兰》。起初,音乐老师Ryan Olsen害怕选择《木兰》这部剧会让人觉得亚裔孩子就“应该”去演花木兰这样的中国形象,后来他发现,《木兰》提供了一个让他们与自身身份进行连接的方式,孩子们可以在剧中加入一些中文对话、唱词、舞台设计,这对于孩子的身份塑造都是有意义的。


2015年,法国编剧Genevieve Flaven将花木兰选入了话剧《九十九位女性》当中。在她看来,花木兰是少数全世界都熟知的女性形象之一,木兰也让她想到了法国的圣女贞德。由此可见,木兰的精神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找到共鸣。就像童辉在文中写的:



花木兰这一形象由于其巨大的跨文化象征意义,得以走下舞台和银幕,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符号:作为少女的花木兰,可以成为亚裔少年发声的载体;作为历史故事的花木兰,可以展现中国文化真实的种种细节;作为中国女性的花木兰,可以帮助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主权:不是强硬的“我们”与“你们”之别,而是将来自中国的形象,真正分享给世界。



[h2]无障碍出行推行者之死:无障碍城市离我们有多远?[/h2]

7月7日,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推行无障碍出行的轮椅使用者文军,在云南大理考察无障碍路线时遇难。在返回旅馆途中,因无障碍路口被一辆白色轿车堵住,文军驶着轮椅车寻找别的路,他在一条未设置防护栏的路上跌入坑中,被警方发现时已无生命体征。一位无障碍出行的推行者,最终因监管不善的无障碍设施而丧命。这一充满讽刺性的悲剧令人反思:为何我们的公共环境障碍重重且危机四伏?残障人士的基本权益何时才能引起社会集体的重视?






要讨论残障人士的基本权益问题,或许首先应该厘清我们对残障的基本定义和理解。所谓残障,是否应该简单理解为个体身体上出现的障碍和残缺?一些学者指出,和种族、性别身份类似,残疾也同样具有社会建构性。学者迈克尔·奥利弗(Michael Oliver)区分了身体本来的缺陷(impairment)与社会作用下形成的残疾(disability)两个概念。他进一步提出“残疾的社会模型”(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一词,质疑了当时主流的医学解释模型,指出社会因素对于致使身体缺陷成为残疾的影响:一个由自觉或不自觉的身体健全优先主义或优生学主导的社会,常常以自身逻辑为存在身体缺陷的人制造种种障碍——这其中的障碍包括态度上的(霸凌、恐惧、显性或隐性的歧视)、自然或人工环境中的,也包括制度上的,如法律和政策。事实上,当社会为这些残障人士制造的障碍被移除,身体残障者也能够独立平等地生活在社会中。然而,在我们当下所生存的社会环境里,要让残障者享受与大多数人无异的独立和权益仍然障碍重重。


在“一席”的演讲中,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分享了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各种各样“与人为敌”的城市设计——曾让一位老人因骨折失去扶贫事业的道路上的小小的坎、大幅占用人行道的自行车停车位与书报亭、在夜间无法看清的台阶、雨天积水的人行道、材质过于光滑的铺地砖、曾刺瞎一个孩子的草坪上的剑麻……李迪华也会在每年带着学生利用轮椅、拐杖、婴儿车体验城市中的各种设施,结果往往发现:对于那些身体稍有不便的人来说,城市寸步难行。事实上,对于身体健全的成年人来说,城市中尚且存在诸多安全隐患,我们如何指望城市环境可以让残障人士的出行一帆风顺?


除了城市设计的问题,更多的障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表于大象公会的文章《中国的残疾人去哪了?》指出了残障人士在教育与就业问题中所面临的困境。文章引用了中国残联的数据:“截至2008年,中国仅有1640所特殊学校,4.6万名特教老师。这与中国庞大的残疾人口完全不成比例。基础教育资源的不足导致中国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远低于健全儿童,残疾人文盲率高达43.29%(2006年)。除了基础教育,高考体检是将残疾人挡在高等教育门外的另一道坎。2014年以前,盲人没有直接参加高考的机会,为盲人开设的专业也只有按摩和音乐表演。据中国残联数据,2008到2012年间,仅有3.5万残疾人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学习。相比之下,仅2003年一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超过700万人。“不完善的教育也造成了残障人士的低就业水平。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2013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2007到2012年间,残疾人就业率只有45%左右。就业困境进一步带来的是经济贫困。”2012年全国残联数据表明,依照打了折扣的2300元贫困线(联合国日均1.25美元标准的79%),仍有约40%的农村残疾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教育与就业中所遭遇的困境让残疾人长久与贫困相绑定,这反过来也进一步加剧了对残障人士生活无法自立的误解和弱者形象的构建。


本次事件的逝者文军所积极推行的无障碍出行,除了旨在让残障人士更好地体验公共环境和公共生活,也对改变外界对于残障者的偏见有着积极作用。极昼工作室在《一个无障碍推行者的意外坠亡》中介绍说,文军始终鼓励他的伤友要走出家庭,融入社会。“走出来,都走出来,让社会、国家知道我们这个群体的需要,他们就会想办法,改善这种环境。”面对主流社会的忽略和差别对待,少数派形成属于自己的社群并为自己发声往往是促成改变的第一步。事实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平权运动中,残疾人平权运动也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运动鼓舞了独立生活运动的发展,也促成了美国第一个有关残障者权利的立法,即1968年的建筑障碍法案(Architectural Barriers Act)的出台,其规定联邦修建的建筑必须设有无障碍设施。1990年,美国一群残障者组织了“Capitol Crawl”行动。他们卸掉自己的拐杖、轮椅和其他辅助设施,用身体攀爬国会大厦前的一百级阶梯。这一行动引发了社会关注,并促成了《美国残疾人法案》(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的通过。


除了残障社群自己的发声,只有社会各界的联合行动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无障碍环境。卫报的文章《一个无障碍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提供了一些范例。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为残障人士设计了城市地图app,地图包括街道的坡度、人行道宽度等信息,能让用户更好地规划出行路线;墨尔本正在尝试用蓝牙和GPS智能手机应用来为视障人群在火车站提供语音导航和实时信息。对于公共建筑,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是一个在硬件和软件上都体现着无障碍理念的例子。《大家都声称要打造“无障碍”空间,然后呢?》介绍了MoMA在建设无障碍博物馆方面作出的努力。它为有学习障碍的成年人开设了艺术课程,为听觉障碍者配置了相应的感应回路,还会举办“盲童艺术嘉年华”之类的活动。MoMA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无障碍工作组,成员包括安保、策展人、零售服务员等每一个部门的代表,他们的工作旨在从不同方面去换位思考解决问题。




MoMA展厅


回归到个人层面,公众个体也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微博用户“@洛因纪”发起了#随手拍障碍#的话题,鼓励大家以随手拍的形式将身边无障碍设施不完善、不规范、被占用的现象汇集起来。这一方面可以提醒使用无障碍设施者,另一方面也能提升公众的无障碍环境意识。李迪华也在演讲中提到一个修补漏洞的方法,即拨打市民热线电话。当在城市中遭遇不便和危险,除了抱怨着离开,我们还可以试着去解决问题,小小的举措也许会带来令人惊喜的变化。城市中的不合理设计事实上为每个人都带来了潜在的危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城市环境没有理由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努力来实现。

文学退向保守:《洛丽塔》这样的作品在今天还会出现吗?

用户投稿夏小语12138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4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我创作过一部书写罪恶淫欲的文学作品,以前我基本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它,但是今天我有话要说。小说《帕特尼》(Putney)写完后,我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Jonathan Cape)的前任编辑决定不予出版,故事背景定于上世纪70年代,讲述了一个13 ...查看全部

我创作过一部书写罪恶淫欲的文学作品,以前我基本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它,但是今天我有话要说。小说《帕特尼》(Putney)写完后,我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Jonathan Cape)的前任编辑决定不予出版,故事背景定于上世纪70年代,讲述了一个13岁的女孩与一位年长男子“偷情”的故事,几十年之后,她才意识到那段感情实际上是一场虐待。那位编辑丹·富兰克林今年在接受《旁观者》杂志采访时透露了原因,“如果现在有人交给我一本《洛丽塔》,我永远也没办法让它通过团队的审查,那里全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们会说:‘如果真的出版了这本书,我们都得辞职。’”他认为反性骚扰运动和社交媒体是其中的根本因素,“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唤起大众的愤怒。”


幸运的是,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的团队中绝大多数是女性,而且年龄层次分布均匀,他们勇敢地接受了《帕特尼》。《观察家报》也称这本书是“反性骚扰运动时代的《洛丽塔》”。无论富兰克林的言论是否属实,他的立场都揭示了如今的出版业存在着怎样的恐慌。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都是一个战场,而且在眼下,我们正处于两代人性别观念的交火之中。从前都是老一辈把他们的传统和道德准则强加给年轻人,但是现在年轻人也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尤其是在性、性别和权力的问题上。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目睹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很多年长的男性和名人以为自己逃脱了性虐待儿童的罪责,但是现在一个个都被关进了监狱。过去那些未成年的“追星族”和偶像睡觉,我们都不当回事,甚至还会笑话他们;现在看来,他们无疑都是受害者。我们正在重新评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的性自由运动为女性带来了什么,弗吉尼亚·尼科尔森的新作《性是为谁的?》(How Was it For You?)讨论的也是这个话题。我女儿这一代人是在性别平等和征求同意的观念中生长起来的,随着反性骚扰运动的每一次曝光,我的80年代青春对于他们来说开始变得更加怪诞,更加难以理解。


年轻人清楚什么是同意,什么是虐待,什么可以说,该由谁来说;而老一辈即使经历过性别革命,也依然觉得这很复杂。这种代沟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国掀起的反对浪潮,以演员凯瑟琳·德纳芙为代表的法国女性支持性诱惑,反对他们眼中那种简单粗暴的清教徒式、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政治正确。《美食、祈祷和恋爱》的作者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她也是反性骚扰运动的“狂热支持者”,但是过分关注征求同意让女性的角色变得非常被动,女性“只有让步和拒绝两种选项”。自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忒》以来,性一直被当作是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女性自己“想要寻找性伴侣”的狩猎欲望呢?




同意的概念被过度强调了吗?


我问我23岁的女儿同意(consent)的概念是否被过度强调了,她反驳道:“当下强奸还是一个大问题,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争论同意的重要性,不能混淆轻重缓急。”我又问了26岁的女儿,“这个世道对于那些敏感、聪明的小伙子来说有时一定很艰难,他们必须非常小心自己的言行。”“这是为了让他不成为一个混蛋,”她的回答很简短,“这并不难,只是言语和行为上的尊重。”


父母那代人对待任何事情都是一种模糊的态度,不论是性还是环境,而千禧一代常常认为这种态度很迷惑。最近的一个晚宴上,我坐在安德鲁·马尔(译注:苏格兰记者及时事评论员,主持BBC一档著名的人类文明历史纪录片《安德鲁·马尔的世界历史》)旁边,他说:“我们正在经历一次完整的道德地震,我们在孩子们眼里都是道德败坏的。”


年轻人的每一次整顿都属于一场更广泛的斗争,目的是打击可怕的极端势力,诸如极右势力、厌女症、跨性别恐惧症和色情文学。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虽然我的两个女儿都认为界线很明确,但是我的中老年朋友时常会感到困惑,甚至是紧张,他们需要去探索一个被重新划定的新区域。有些时候,某个人可能会误闯语言或哲学的边界,即使他怀揣最良善的意图,全副武装的边境巡逻队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年轻人在批评时更加直言不讳,也更有影响力,这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因素,还是他们实际上是在试图审查人们所说的话?“我说话必须非常注意,”我的一位大学讲师兼作家朋友承认说,“我现在选择授课书籍时,既要考虑文学价值,也要考虑可能引起的冒犯和争议。我清楚地知道,上午的课堂对话到了下午就可能在Twitter上引起风暴。”


《冒犯性文学:英国的反审查,1960-1982》(Offensive Literature: Decensorship in Britain, 1960-1982)一书的作者约翰·萨瑟兰告诉我,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再审查”。“正如安东尼·伯吉斯的观点,世界历史就是在贝拉基自由主义和奥古斯丁保守主义之间交替,我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移动,现在正在走向后者,至少在文学方面是这样,”作为伦敦大学学院的名誉教授,他将部分原因归咎于大学学费,“这是一场权力之争。学生们交了钱,就有了权力:顾客永远是对的。”他还说现在有很多文本都无法在课堂上被教授,比如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美国精神病人》,因为讲师会担心学生的反应。


但目前的状况是,老一辈人自行评估年轻人会给出怎样的反应,然后自由地选择下架或不出版某些书籍,这也是一种审查吗?真正的被禁书单其实有很长,有些还是名著,有雷德克利芙·霍尔1928年书写女同性恋生活的《寂寞之井》,也有1960年被爱尔兰列为禁书的埃德娜·奥布赖恩的《乡下女孩》。在美国,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能被禁,《尤利西斯》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也不例外。被禁的理由也不仅限于道德上的拘谨,苏联就曾因为政治原因审查了很多名著,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还有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1959年,英国通过了《淫秽出版物法案》,许多争议书籍都被合法化,随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案”判决出版社无罪,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出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审查制度让我们得以看到大量以前无法出版的优秀小说,比如艾瑞卡·琼的《怕飞》,还有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


一直以来,社会道德规范都是由大多数老白男制定的,他们还戏称年轻人是“玻璃心”,而现在,他们却反过来受到了年轻人的掣肘。这既有趣又令人兴奋,毕竟年轻人的话语和观点一直在改变。如果这代人把我们拉回封禁《洛丽塔》的年代,那就太遗憾了,但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我自己出版《帕特尼》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很多年轻人都做好了准备,他们可以接受有争议的书籍,而不是只会进行警告或审查。


本文作者Sofka Zinovieff是一位英国作家、记者。


(翻译:都述文)

来源:卫报
原标题:Are millennials really driving ‘cancel culture’ - or is it their overcautious critics?

不当全职主妇就能少做家务?这项新研究的答案是未必

用户投稿jzh19931002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57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她投身于家务劳动……它们把她束缚在重复性和内在性中;它们日复一日以相同的形式再 ...查看全部


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她投身于家务劳动……它们把她束缚在重复性和内在性中;它们日复一日以相同的形式再现,这种形式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几乎不改变;它们不生产任何新的东西。”


在女权主义经典著作《第二性》中,波伏娃指出家务劳动如何将女性束缚在家庭之中,一代代地强化男权社会的性别不公结构。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权运动的发展,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似乎在稳步发展——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于今年3月发布的最新全球报告,男女就业率差距在过去27年里缩小了2%;然而另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这些职业女性当中的绝大多数依然未能免除家务劳动的重担,而这,是一个全球现象。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英国女性平均比男性多做60%的无偿劳动2018年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仍然不均。女性平均每周比男性多做7小时家务劳动。美国社会学家亚莉·霍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指出,女性经济独立貌似预示着性别平等的曙光,然而在家庭中,职业妇女仍然要在“第二轮班”中继续从事家务劳动,在事业和家庭之间辗转腾挪。因此,女性不仅更容易在职场中遇到“玻璃天花板”,也因为休息时间的压缩而比男性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





The Second Shift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Anne Machung

Penguin Books, 2003



如果说过去男性不做家务是因为他们要外出赚钱负责养家糊口,那现在女性也开始承担养家的责任了,为何就不能像男性那样对家务说不呢?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胡扬认为,“经济实力等同于亲密关系中的协商优势”的直觉印象并不完全准确。日前,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学院分享了自己不久前发表于《婚姻与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的文章中的主要发现:和个人收入相比,家庭中的财务支配权对家务性别分配有更具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项研究中,胡扬提出了“家庭财务组织”(household financial organization)的概念,用以说明金钱在社会关系和公私领域中复杂的流动关系:家庭财务组织既包括财务管理权(financial management)——就是我们常说的“谁在家里管钱”——也包括财务决策权(decision making)。值得注意的是,财务管理权本身其实也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家务,因为财务管理往往和涉及消费的琐事有直接联系,相比之下,财务决策权实际上是一种更高级别的财务权利,因为它赋予亲密关系中的一方做决定的权利,却并不一定直接要求他/她从事具体劳动。“财务组织是决定女性和男性的个人收入和相对收入如何影响家务参与的重要前提。”


通过分析全球最大的家庭动态追踪数据库“英国家庭纵向研究”(United Kingdom Household Longitudinal Study)中6070对年龄在20到59岁之间的配偶的数据,胡扬发现,女性的平均家务时间是男性的两倍之多,在家庭中,女性的收入与男性的收入差距越大、女性的收入越低,财务管理权和财务决策权就越有可能掌握在男性手里——平均而言,能够独立管理个人财产的女性比个人财产交予男性管理的女性收入高出近两倍(前者为每月2151英镑,后者为每月1187英镑)。





个人收入与家庭财务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



胡扬发现,无论是男性主导财务管理、女性主导财务管理还是两者共同进行财务管理都对女性家务时间没有太大影响,唯有在一种情况下女性的家务时间能够明显下降——当家庭内部实行财务独立,女性能够自主管理个人财产的时候。在财务决策权方面,一方主导决策权都能令另一方的家务时间增加。整体而言,男性掌握更多管理权和决策权能够减少他们家务时间的趋势更加明显。





家庭财务组织方式与家务时间之间的关系



研究再次证实了男性的优势经济地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他们的家务责任。胡扬指出,在家庭内部,男性仍然在践行社会学家提出的“资源争论理论”(resource bargaining theory)和“性别资源理论”(gender resources theory):前者认为,婚姻当中资源占有较少的一方会在内部协商中处于劣势地位,具有更少的权利;后者认为,异性恋家庭靠资源交换合作的形式维系,其中家务是女性的资源,金钱是男性的资源。从“资源争夺理论”角度来看,男性在家庭中更高的相对收入能够让他们在管理双方共同财产的时候“逃避”家务劳动;而与“性别资源理论”一致的是,男性在家庭中更高的相对收入能够让他们在管理双方共同财产的时候将更多的家务劳动交给女性配偶。


与此同时,这项研究也指出了女性并非全无自主权。家庭内部实行财务独立时女性能够显著减少家务时间的发现证实了社会学家在目睹个人主义兴起和家庭主义式微后于21世纪初提出的“自主性理论”(autonomy theory),即伴侣的社会行为由其个人利益而非伴侣的共同利益决定,个人能够通过掌控自己的收入来发挥自主能动性。因此女性可以花钱在市场上购买服务来减少自己的家务时间,也可以在判断家务劳动的回报不及有偿劳动的回报时选择放弃家务劳动。


“然而我的研究很清楚地表明,通过有偿劳动获得收入只是女性实践个人自主权的起点,”胡扬在文章中写道,“想要‘决定退出’或‘花钱出让’家务劳动,女性仅仅参与有偿工作是不够的。她们还需要能够直接获取自己的收入(通过财务管理权),掌握这些收入(通过财务决策权)。”


胡扬认为,当下的公共政策与社会舆论往往聚焦于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问题,例如女性劳动参与和性别薪酬不公,但现在是时候关注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问题了。因为研究已经发现,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女性并不一定促进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尽管女性已经开始通过经济独立来谋求亲密关系中更多的协商优势。


“这个研究结果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一个英国亲密关系的‘双城记’:男性还在依赖交换模式来经营婚姻,而女性已经离开这个模式了,开始用个体化模式来经营婚姻。女性开始‘单打独斗’(going solo),不再遵循旧规则,这会不会让男性也被迫‘单打独斗’?我们还没有办法下结论说未来的婚姻会变成怎样,但我们已经发现婚姻中出现了两种模式。当有着两种思维逻辑存在的时候,人们如何在微观的亲密关系中协商?这很值得社会学家研究。”胡扬表示。

【一周新书推荐】野生作家如何“单打独斗”?

用户投稿清舟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04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撰文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h2]《野生作家访谈录:我们在写作现场》[/h2] [h2][/h2] ...查看全部


撰文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h2]《野生作家访谈录:我们在写作现场》[/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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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文化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9-06


2017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利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对14位中国当代作家的深度访谈,包括赵松、朱岳、袁凌、刘天昭、于是、独眼等。这些作家都曾或多或少出版过自己的作品,但他们的本职工作并不是写作。在写作之外,他们大都还有另一个职业身份用以谋生,有些人要依靠这份全职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兼职”写作。鉴于他们“单打独斗”的写作姿态,我们将其称为“野生作家”,并试图通过访谈走入他们的生活,让更多人可以对这些自在生长于体制之外的作家有所了解。


历时一年半的计划和筹备,界面文化与中信大方终于在前不久推出了《野生作家访谈录》一书,有幸让“野生作家”访谈系列以完整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此前未曾关注这一系列的读者,书中收录的14篇特稿报道将一一解答那些关于创作者的疑惑:当代“野生作家”的写作环境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如何在身兼多职的情况下保持长期写作的?他们向往全职作家的身份吗?许多写作者也在访谈中表达了写作对于他们的意义,真诚地与采访者分享了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的经历。这些个性的声音将为读者展现中国文坛另类、多元又充满生机的一面,让那些在平凡生活中坚持文学梦想的普通人也能看到前进的路标。



[h2]《不能与不会》[/h2]



[美] 莉迪亚·戴维斯 著  吴永熹 译

楚尘文化 | 中信出版集团 2019-06


“我最近被一个写作奖拒绝了,因为他们说,我很懒。他们说我懒的意思是我会用太多缩写,比如:我不会把 can not 与 will not 的完整形式写出来,而是会把他们缩写成 can't 与 won't 。”


这是莉迪亚·戴维斯的超短篇小说《不能与不会》。2013年,在完成这个仅有两句话的故事后不久,戴维斯就因写作风格“极具创造力、精巧、并且极难归类”获得了布克国际文学奖。近几年,戴维斯的几部重要作品在国内陆续出版,除了长篇小说《故事的终结》外,她的多数作品都十分简短,不具备传统小说的叙事和情节。在短篇小说集《几乎没有记忆》和《困扰种种》中,很多小说更像是寓言、段子、诗歌、格言、书信甚至绕口令,这些都被戴维斯统称为“故事”。


然而,形式上的精巧并不意味着戴维斯真的“很懒”。相反,越是熟悉戴维斯的读者就越会意识到,想要以最短的篇幅展现日常生活中的荒谬与真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意味着作家必须具备极强的洞察力,才能使作品在确保言之有物的同时,不至于沦为一笑而过的段子。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不能与不会》中的122个故事也是如此,在戴维斯笔下,叙述者往往有着丰富的内心独白,擅长以微妙的幽默感表达对生活的思索。恰如作家詹姆斯·伍德所说,这些作品具有“一种狡黠的幽默感、形而上的阴郁感、哲学式的压迫感,同时还饱含人类的智慧”。


[h2]《法定幸福》[/h2]



[罗] 诺曼·马内阿 著  王中豪 / 高博睿 译

新星出版社 2019-06


诺曼·马内阿是当今罗马尼亚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41年,身为犹太人的马内阿和家人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纳粹集中营,最终他逃过一劫,于1945年回到罗马尼亚,继续在祖国生活了40年。1986年,马内阿遭到当时极权政府的驱逐,成为了一名流亡者,从此在美国定居,以执教、写作为生。评论家常常将马内阿与另外两位东欧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和赫塔·米勒并置比较,尽管三人都写过不少以知识分子流亡为主题的作品,但只有马内阿一直坚持以母语创作。在代表作《巢》中,他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这种对自身边缘化命运的认定也在其小说《黑信封》以及回忆录《流氓的归来》中反复出现。


近日,马内阿的另一部小说集《法定幸福》由新星出版社译介出版,书中包含《审讯》《机械人传记》《工人阶级之窗》和《风衣》四篇故事,主题仍是人们在极权社会和暴政体制中的微观生活。不同于西方世界对极权社会的“奇观化”想象,《法定幸福》中所描写的社会景象不是荒谬、邪恶和异常的,而是一个更微妙、更复杂的“人间现实”。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和独裁政府的放逐者,马内阿的书写中不仅有批判的声音,还混杂着恐惧与尊严、抵抗与虚无,这使小说脱离了经典反乌托邦视角,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h2]《人文的互联网: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h2]



徐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07


从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到人工智能的诞生,科技与人类价值之间的博弈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乐观的技术支持者相信,互联网终将引领人类通往自由民主的未来,而另一方面,公众心中对技术的警惕从未真正消失,它正伴随文化的凋零、思想的贫瘠、信息的混乱蔓延至人类世界的各个角落,重塑着个体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本书中所指的“人文的互联网”(the humanistic internet)正是相对于“技术的互联网”(the technological internet)提出的概念。它强调一种以人为本的思考,视互联网为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或者不是为了人,互联网或计算机就不具有独立的存在意义。


多年以来,学者徐贲关注公共生活和人文教育,已著有《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经典之外的阅读》等十余部作品。在他看来,互联网文化很可能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又一次具有巨大积极意义的文化转型,但前提是,对互联网未来的展望不应该是单纯技术性的,而是必须包含关于自由人类的普遍价值。为了拒绝非人化的价值观念,徐贲在书中重申了人文教育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意义,并通过“阅读”“知识”“学问”“真实”“自由”“认知平等”六大关键词,引导读者提升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能力,学会在对信息进行有效处理的同时,保有自由意识和自主性。


[h2]《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h2]



费正清 / 邓嗣禹 编著  陈少卿 译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06


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在他与学生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提出“冲击-回应”理论,诠释了近代中国尝试理解西方、适应西方的思想历程。这一理论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从1939年鸦片战争起到1943年《南京条约》被废除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不断遭遇西方的冲击和挑战,也开始在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变革,做出回应。从这一角度看,西方的强势扩张具有积极的刺激作用,它让中国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完成了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社会的重建。



“冲击-回应”理论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海内外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尤其在美国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然而,正如批评家们所指出的,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创造力。仅仅因为“西方的冲击”发生在前而“中国的回应”发生在后,是否足以将“中国的近代化”等同于“中国的西化”?显然,从反抗西方列强入侵,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潮盛行,再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同样不容小觑。如今,这部汇集了第一手史料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经过几次修订和补充后,仍发挥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将帮助人们反思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并为当今中西世界之间的差异与联系提供依据。


[h2]《丈量世界:500条经典徒步路线中的世界史》[/h2]



[英] 萨拉·巴克斯特 著  袁田 译

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08


了解世界历史的方式有很多种,除了阅读卷帙浩繁的史书外,前往实地旅行也是不错的选择。在这本《丈量世界》中,英国作家、著名旅行丛书《孤独星球》的顾问萨拉·巴克斯特巧妙地将二者结合,她从自身的徒步旅行经历出发,通过介绍世界范围内500条经典的徒步路线,为读者打开了时间之旅的入口。本书以年代顺序编排,共分为6章,其中最早的徒步路线可追溯到人类文明尚未出现的史前时期。由此出发,更多的朝圣之旅、贸易路线、战争行军及冒险征途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足迹,共同构成了今天人们眼中的世界。


许多闻名遐迩的独立步道都收录在这本书中,包括南非的逃亡步道、日本的哲学家小道、意大利的恐龙步道、德国的柏林墙步道等。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路线同样值得问津,譬如,在秘鲁安第斯山脉附近,有一条藏在云雾之中的印加小道,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条路几乎没有变化,至今仍保留着15世纪南美洲文明的气质;如果你有幸踏上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南北穿越路线,你还可以近距离观察岩石在数百万年中的形成与侵蚀。书中收集的路线虽然难度各异,跨越全球,但大多都有明确的起点、终点和距离,因此十分适合作为徒步旅行指南使用。


[h2]《怎样观察一粒种子:一次进入种穗、种荚和果实世界的旅程》[/h2]



[美] 罗伯特·卢埃林 摄影 / [美] 特里·邓恩·切斯 著  光合作用园艺 译

商务印书馆 2019-06


作为各种植物和果实的开端,种子的存在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它们不是在泥土中吸取养分,就是在前往某片土地的路上——可能飘散在风中,可能被鸟类吞食,也可能和人类扔掉的其他废弃物混在一起,等待落地后继续繁衍新的生命。正因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种子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显得平淡无奇。近日出版的科普摄影集《怎样观察一粒种子》收录了100种植物的种子,以图文结合的形式清晰展现了不同种子的色彩与构造,试图为读者揭开它们不为人知的美。


本书作者一位是专门从事植物与风景摄影的罗伯特·卢埃林,另一位则是资深植物学爱好者、科普作家特里·邓恩·切斯,后者曾在美国多地从事过园艺工作,因此十分了解种子在不同气候和土壤中的生存状况。在他们看来,种子比人们想象中复杂得多,在植物生长、开花、传粉、结果的过程中,它们的种子也经历了同样戏剧化的一生,“就像一幅钟形曲线图或一场波澜壮阔的交响乐。”通过观察与种子密切相关的种穗、种荚和深藏在内部的胚,人们将更加直观地体会到植物为了生存和繁衍所做出的努力,感受生命内在的智慧。


[h2]《新药的故事》[/h2]



梁贵柏

译林出版社 2019-07


去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曾一度掀起人们对天价抗癌药和廉价仿制药的热议。为何有些药品在中国数量稀缺、价格高昂,而仿制药却恰恰相反?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药物真的有效吗?它们能解决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如今,诸如降压药、宫颈癌疫苗、乙肝疫苗、青霉素等药物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研发和推广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多数人却对这些药物的来源和使用情况缺乏最基本的认知。为了让更多人意识到药物的重要性,本书作者梁贵柏博士从一线科学家的专业视角出发,讲述了十余种对人类健康产生深刻影响的新药的故事。


和所有科学研究一样,新药的研发也是探索未知的过程。从抗生素到抗癌生物药,每一次的研发都见证了一次人类与疾病的斗争。这其中的艰难不仅涉及医学本身,还关乎技术的进步、政府的投入、企业的责任等诸多因素。书中讲述的HPV疫苗的发明和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药物最终得以产出并发挥作用,靠的正是多方的通力合作和对“以人为本”理念的坚持。21世纪以来,中国在新药研发方面的投入之多、涉及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何平衡利益与公益,保证医药领域良性的投入和产出,是制药行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