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境也是现实:艺术创作如何反映数字成瘾

用户投稿what0210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9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科技已离我们远去 但我们还没做好准备 我想我们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情况 以上是音乐剧《八重唱》中的歌词,这部新的阿 ...查看全部


科技已离我们远去


但我们还没做好准备


我想我们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情况



以上是音乐剧《八重唱》中的歌词,这部新的阿卡贝拉音乐剧以“数字成瘾”为主题,由托尼奖获得者戴夫·马洛伊(DaveMalloy)参与谱曲。《八重唱》是对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的数字生活的一个戏剧式回击:这部90分钟的音乐剧围绕一个互助小组展开,通过12个步骤帮助8名数字成瘾“患者”回归正常生活,这8个人分别对网络上不同的东西有着近乎病态的痴迷。我最近很幸运地观看了一场《八重唱》的现场演出,被其中对网上交友平台、阴谋论网站,以及《糖果传奇》游戏之类的“数字诱惑”的深度(同时也十分幽默的)剖析震撼了。


但也许《八重唱》本身的存在才是它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它以深刻而不失趣味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网络生活的种种危险,同时也预示了我们注定将迎来的一波文化产品浪潮——一批专门用来帮助我们应对数字世界带来的情感和心理危机的艺术作品和文娱节目。


“网络社区很明显是有利于社会且有利于技术发展的。”


这些忧思可以说是技术创新带来的副产品,这是无可避免的。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曾在《建筑师的罪行》(An Architect’s Crime)一文中写过以下一段文字:任何新兴技术的到来“都会催生某种新型的事故;人们发明了船只,带来了海难;同样地,铁轨的发明带来了脱轨事故;飞机的发明带来了坠机事故;与电脑一同诞生的则是程序故障和电脑病毒”。


但这些新兴科技带来的灾难很可能会对我们的身心同时造成打击。有学者已经将信息技术的副作用以“上瘾”一言蔽之:在论文《数字技术带来的干扰、失调和病态》(Digital Disturbances, Disorders, and Pathologies)中,诺埃拉·A. 豪顿(Noela A. Haughton)等学者总结了1998年对“网络成瘾”的定义,当时这种症状还叫“冲动控制障碍(an impulse-controldisorder)”,指的是那种“通过病态地查看邮箱、浏览网页,或参与网络游戏和线上赌博等网络活动获得愉悦和满足感的行为,具备这种症状的人通常无法控制自己上网的欲望”。


我并不确定这种对网络成瘾的定义能否真的帮助我们准确了解网络生活的种种危险。正如阿蒙·雅各布·苏伊萨(Amnon Jacob Suissa)在《医疗化与成瘾》(Medicalization and Addictions)一文中写的那样:“我们越是给人们贴上病态的标签,他们的数量就越会成倍增长。”


但这种“强行”给网络成瘾下定义的行为有一点好处,它发掘了艺术作品的潜在作用,让艺术帮助我们了解和锁定网络带来的各种挑战。有些行为虽然不至于被扣上“成瘾”的帽子,但它们的确也是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特定的精神健康或人际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包括某些类似于“强迫症”甚至病态的行为,比如过度的网络购物、不间断地刷社交媒体,以及无休止地玩网络游戏的行为。


为了身临其境地分析这些病态行为,《八重唱》融入了艺术作品的优厚传统,在这样的传统下,艺术作品能点出新兴技术的诱惑,帮助我们应对威胁。纵观历史,每当具有“致幻”作用的新生事物出现时,大量艺术作品和文娱节目便会应运而生,帮助我们分析其潜在的威胁和好处。


现在的我们正与新兴科技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它虽然不能吃,不能抽,也不能咽下去,但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不亚于旧时的毒品和酒精。我们若能了解旧时的艺术曾如何帮助我们应对威胁,便可更好地预知现如今它帮助我们面对数字技术的方式。


艺术可以通过三种重要形式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具有致幻作用的事物(或者科技):通过因果故事(causal stories)、警示性故事(cautionary tales),以及可能让人产生幻觉的祷告活动。


“我怀疑在我内心深处/我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否则我怎么可能/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这个腐朽的大脑绽开的这个甜美的荧光色微笑上”


艺术作品很早就有这样的传统——把具有“致幻”作用的事物作为情节发展的催化剂,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时代。“在许多戏剧中,一些角色的醉态是剧情必不可少的特色,”阿尔伯特·H. 托尔曼(Albert H. Tolman)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醉酒人》(“Drunkenness in Shakespeare)一文中写道,“而且在大多数这样的情节中,观众都能感受到作者明显的嫌恶情绪。”作为例证,托尔曼引用了莎士比亚作品中一系列与醉酒有关的情节:《无事生非》中Borachio醉酒时说的话正好被人偷听到,因而阻止了一场邪恶的阴谋;奥赛罗中了邪恶的伊拉古的奸计,罢免了醉酒的卡西奥;哈姆雷特谴责其叔父每天只知饮酒作乐……


如今,“科技”已经取代了酒精,成了新的情节发展的催化剂,专门扮演致人误入歧途的角色。以另一部音乐剧《致埃文·汉森》(Dear Evan Hansen)为例,在这部剧中,一个网络视频作为关键的剧情催化剂,引发了一系列谣传和误会。




《致埃文·汉森》 图片来源:Dearevanhansen.com


这类因果故事总能产生绝佳的戏剧效果——当某个角色之所以做坏事,完全是由于遭到了邪恶的酒精或者阴险的YouTube视频的影响时,我们便更容易对他产生同情——但同时这些故事也能帮助读者、观众和听众正视使用和滥用某些东西时可能带来的危害。过度饮酒、吸烟,或网上冲浪常会让剧中的主角误入歧途,他们的经历也算对我们的一种隐晦的警示,让我们正视这些诱惑,防止它们毁了我们的生活。这一传统让我们迎来了许多使用“数字成瘾”作为情节催化剂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可以敲打我们,让我们时刻审视科技是如何左右我们的人生选择的。


“首先他们在水里下毒/然后他们在天空下毒/现在他们转向了我们的大脑”


提及“致幻”事物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并不仅仅只以隐晦的方式警示观众和读者可能遭遇的危险:许多艺术作品直接把对这些事物的滥用和成瘾可能招致的危险直白地告诉了大家。就像乔治·W. 尤因(George W. Ewing)在《平均律里拉琴曲:禁酒运动之歌》(The Well-Tempered Lyre:Songs of the Temperance Movement)中所写:



当今时代,很少有人能意识到禁酒诗在19世纪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相对而言,另一种艺术体裁则更多地为人所熟知,以《小棕酒壶》(The Little Brown Jug)为例,某些饮酒歌曲几乎是每一位英语歌手都能演唱的保留曲目……尽管人们早就认识到诗歌有使人保持清醒的作用,但一直到几个世纪以后,禁酒诗的数量才勉强赶上饮酒歌曲。



禁酒运动——和随之产生的音乐作品——最终等来了“禁酒法案”的颁布,这份禁令生效时,电影产业正好刚刚诞生。迈克尔·C. 杰拉尔德(Michael C. Gerald)在详尽无比的《毒品和酒精的目的地:好莱坞》(Drugs and Alcohol Go To Hollywood)中写道:“过度饮酒是许多电影惯用的主题,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个主题反映了美国的社会现实,反映了美国人对酒精的依赖。”杰拉尔德把这类影片按年代顺序进行了排列,发现它们的剧情发展大都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饮酒人会经常性酗酒,并在醉酒时引出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第二种,饮酒人是一位名人,或者是一位职业生涯或者人生正在走下坡路的“普通”人。许多情况下,饮酒人会遭遇灾难性的结局,他与家人或者其他亲密的爱人或朋友的关系会遭受重大影响。还有一些影片则会追溯这位酗酒者的康复甚至是救赎的过程。



酗酒者和吸毒者已经成为许多因果故事中的常客,我们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科技成瘾者”也会频繁出现在类似作品中。有的作品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包括电影《她》、小说《圆环》,以及电视系列剧《黑镜》,这些作品里的角色就是对科技过度使用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


虽然这些刻画有时会让人感到纠结苦恼——拜托不要让我怀疑对自己的iPhone的爱——我们一直以来都喜欢在艺术作品和文娱节目中刻画瘾君子的形象,这种文化传统的产生是有原因的。艺术能够以一种直白的方式,向我们展示滥用药物或者滥用科技带来的危险,从而激励我们控制好自己的冲动。


“我的脑袋里有毒品/我必须用它嗨起来/我掉进了屏幕里,然后我就消失了”


虽然这些“致幻”的事物在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大都是危险或有害的,但在另一种更富创造力的传统下,这些事物潜在的好处也能得到赞美。在《威廉·伯罗斯与上瘾文学》(William Burroughs and the Literature of Addiction)中,作者弗兰克·D. 麦康奈尔(Frank D. McConnell)写道,“药物滥用文学”完全符合美国的拓荒传统。麦康奈尔在作品中提到了评论家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他写道,毒品“只不过是美国西部拓荒故事的另一种变体,他已经逃了那么远:他退回到了最后一个未被发现的领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麦康奈尔坚持认为威廉·伯罗斯的《赤裸午餐》绝佳地表现了这种传统,他写道:



只有在美国小说中,发源于欧洲和浪漫主义的“上瘾文学”才能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同理,美国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上瘾最严重的西方国家,这都是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发生的事儿。



就在威廉·伯罗斯对药物使用进行理论探讨时,一波新的浪潮正在席卷电影行业,这些新的影片不仅对使用药物的行为大加宽容,甚至还会表示赞美。迈克尔·C. 杰拉尔德写道:



20世纪60年代,整个社会对摇头丸和大麻等致幻物的关注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吸食这些致幻物的人数和人们对其的接受程度也经历了剧烈的波动。这是因为在这段时期,《电影制片法典》“禁止不适合拍电影的题材出现在影片中”的限制得到了废除。在这样的改变下,一些电影开始以积极的角度刻画吸食上述致幻物的过程,帮助人们逃离乏味的传统生活,减轻工作以及来自当权派和反主流文化的压力。



如果以“科技成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也走上这条老路,那么《八重唱》可能就会被拥护大家陷入数字世界的反对声音给淹没了。《头号玩家》的电影和原著给了我们这样的潜在信息:当物质世界变得越来越污浊且难以忍受时,数字世界便成了一个更加吸引人的庇护所。




《头号玩家》剧照。图片来源:Allstar/Warner Bros


但是现在,面对当前我们拥有的科技水平,我们既需要应对网络生活的种种危机,也需要得到外界的鼓励和支持来舒缓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但我们对前者的需求其实比后者多得多。所以我很高兴能看到像《八重唱》这样的艺术作品接过优秀传统的火炬,真正开始帮助我们应对致幻的药物和科技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讲述因果故事和警示故事,这些艺术作品既帮我们正视了滥用和过度使用的危害,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致幻”事物潜在的好处。


我们的日常生活越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我们就越需要这些故事的存在——尤其是因为,其中的许多问题都远远大于网络本身。请允许我以《八重唱》的最后一段歌词结束这篇文章: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说法


其实是一种用来保护我们的谎言


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实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现实生活



(翻译:黄婧思)

来源:JSTOR Daily
原标题:The Art of Digital Addiction

要成为文化大国,光建博物馆就够了吗?

用户投稿242rw23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4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要论法国对外输出的最重要的文化理念,博物馆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从17世纪开始,欧洲民众开始有了欣赏艺术作品的强烈需求,公 ...查看全部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要论法国对外输出的最重要的文化理念,博物馆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从17世纪开始,欧洲民众开始有了欣赏艺术作品的强烈需求,公共博物馆的概念开始酝酿。18世纪下半叶,全球两座最古老、最大的博物馆应运而生:一座是创立于1759年的大英博物馆,一座是创立于1793年的卢浮宫博物馆,后者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根据国民议会的法令由皇宫转变为博物馆,公开展示从神职人员和王公贵族那里充公的珍贵财物。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拿破仑又通过军事征服为卢浮宫攫取、填充了大量艺术珍品,令卢浮宫成为闻名遐迩的“全球博物馆”。


对于中国来说,博物馆自然也是西方舶来品之一。中国首家近代博物馆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由西方传教士筹建。直到1905年,才出现第一家中国人自建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深陷战乱与社会动荡之中,真正有余力重启文化设施建设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时至今日,整个中国博物馆体系都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美术馆(艺术博物馆)这个细分领域更是如此。2012年10月1日,由前南市发电厂、上海世博会“城市未来馆”改建而成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正式开放,这是国内首家公立当代艺术博物馆。据馆长龚彦透露,开馆第一年PSA的参观人数为10万人次,这一数字在2018年已经飙升至55万人次。


参馆人数的上升直接反映了民众文化需求的提升,于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在满足民众文化需求、开拓城市公共空间等方面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今年第14届“中法文化之春”提出了未来美术馆的议题。7月5日至6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法国驻上海总领馆文化处共同举办“21世纪美术馆:文化项目需要怎样的建筑?”论坛,邀请文化领域的政策专家、美术馆馆长和建筑师参与讨论。


中法两国嘉宾从本国经验出发,谈及了博物馆在当地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对于正在经历文化设施建设狂潮的当下中国来说,能够从法国学习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文化设施的建设不应止步于建筑本身,它能够为民众提供怎样的文化体验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法国卢浮宫


[h2]法国经验:让艺术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h2]

“在法国,博物馆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和公民权利的历史紧密相连,被看成是艺术品的保存之地、社会和谐的载体和地方吸引力的源泉。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国形成了一个博物馆网络——现在法国已经有1000多家博物馆,造就了很多专业人士,拥有良好的法律框架使得文化项目能够更长久、更专业地发展。但是它也有一些弱点,比如说管理僵化,不能够适应艺术创作、经济以及社会的变化。”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费保罗说。


费保罗告诉现场观众,当下的法国博物馆正在面临公共资金日益匮乏的窘境,然而作为市民文化生活和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也在积极尝试新的运营方式。这其中有三个趋势特别突出:第一,越来越多的私人藏家进入博物馆领域。为此,法国出台了很多新的法律,比如2003年颁布了鼓励私人投资的税务法,2008年颁布了经济改革现代化法,这些法律都能鼓励私人参与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个趋势是,博物馆开始成为高雅艺术与当代生活的交汇之地,博物馆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文化机构,同时也是城市休闲场所,与市民生活和城市商业紧密结合。费保罗举的一个例子是由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基金会创办、于2018年3月10日正式启动的文化项目“老佛爷前瞻”(Lafayette Anticipations)。这个项目位于巴黎玛黑区一幢19世纪的老建筑内,与蓬皮杜艺术中心仅咫尺之遥。该建筑由OMA建筑事务所改建,用以支持当代艺术、设计和时尚领域的跨学科创作交流。与此同时,该建筑还与其他的商铺互联互通。





“老佛爷前瞻”项目所在的建筑



第三个趋势是,博物馆开始与工作坊融合,也就是说博物馆不仅是展览陈列的场所,也是文化实践(比如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据费保罗介绍,香奈儿即将于2020年推出一个项目,届时将有600多名裁缝师在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进行展出与活动。


法国文化艺术公共政策专家布鲁诺·朱利亚(Bruno Julliard)曾于2014年至2018年担任巴黎第一副市长,负责落实巴黎的文化相关政策。在他看来,“博物馆的未来”是所有全球性大城市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全球城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们要如何促进文化融合,回应创新、生活质量、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挑战?我们要推出怎样的公共政策,来促进博物馆、艺术和文化的发展?”


朱利亚认为,当下的博物馆有三个主要任务:第一,做好藏品的展示工作,持续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展览;第二,通过亲民票价尽可能让更多的民众能够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接触艺术品;第三,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在设计规划新的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时候应该考虑如何将建筑融入城市景观,让博物馆成为一个开放的、对当地社区有意义的公共空间。


“我们必须加强建筑师、城市规划设计师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我们要考虑到建筑的要求,以及引起民众情感的要求——每个人走进博物馆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要给予他们良好的参观体验、出色的展品陈列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他说。


朱利亚以巴黎104艺术中心为例,说明成功的文化机构在很多情况下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和长期规划。104艺术中心所在的建筑曾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城市丧葬设施,1997年被列为巴黎城市文化遗产,当时的巴黎市市长将这座建筑列为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2003年,改造计划正式通过。2008年,104艺术中心正式开放。“这个艺术中心非常成功,这是因为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对这个建筑进行改造。艺术中心同时也是一座博物馆。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使得这座博物馆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找到了自己的和谐。所以我认为一切都需要时间,这是我们在巴黎得到的经验。”





104艺术中心



与此同时,朱利亚也提及了资金不足为法国博物馆运营带来的障碍。他指出,当下许多博物馆由于财力和人力有限,只能展出馆藏中的一小部分作品,他呼吁各大博物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努力改善现状,争取让保存在仓库中的优质藏品早日与公众见面。鉴于资金有限,无法担负保险公司来为作品运输投保的费用,许多博物馆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无法举办知名艺术家的大规模展览,那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高科技手段或许将是博物馆未来展出的一个有力方向。“所以我的结论是,不能仅仅满足于建造博物馆来保障艺术民主化,我们应该有一个真正符合时代的文化政策,才能够使我们的艺术和文化更加亲民。”


[h2]中国现实:光有高大上的博物馆就够了吗?[/h2]

在法国嘉宾侃侃而谈博物馆运营理念和文化政策的时候,中国嘉宾谈的更多的是如何建设更多“高大上”的文化设施,这也反映了两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处于的不同位置。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表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政策制定者在这新一轮城市规划中给予了文化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上海的未来愿景是做到“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可以漫步的,公园是适合休憩的,人们是有诚信的,城市是有温度的”。


为此,上海正在着力建设一批全新的文化设施,包括浦东美术馆、上海图书馆东馆和世博文化公园中的大歌剧院。




浦东美术馆效果图


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曾参与上海油罐艺术中心、UCCA沙丘美术馆等国内重要文化项目的设计。他认为,文化建筑的设计应该达到一种平衡,它一方面要为艺术提供良好的展示空间,拓展空间内可容纳展示的艺术的类型,另一方面建筑本身也应该打动人心,突破文化建筑原本的边界,激发人们探索的欲望,拉近人与艺术的距离。


他以上海油罐艺术中心为例:“油罐(艺术中心)的特殊性在于,我们要重新改造的空间本身就很有特点,而且它还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所以从设计一开始,我们就想提供多元的空间,不只是展示艺术空间的多元性,还包括内容的多元性。”2019年3月,油罐艺术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至今为止,除了艺术展览之外,这里还承办了许多其他的大型活动,比如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上海时装周。在李虎看来,这体现了油罐艺术中心空间的创造性使用,为这个空间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油罐艺术中心


业余建筑工作室创始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认为,美术馆这类项目一般都属于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公共项目之一。作为建筑师,他建议同行在接手此类项目时想清楚三个问题: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如何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传统?你如何在关照历史的同时启迪城市未来的审美?


2016年9月,由王澍设计的“富阳三馆”(富阳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对外开放。王澍以这个例子讲述了自己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理解:“这个城市找我的时候要求以《富春山居图》为背景做设计,也提出将在美术馆内展示这幅山水画。山水画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特殊审美的,今天的城市是否有这个审美?这个城市已经建造了大量的高楼大厦,它一点都不尊重它的山水,这时候我就有机会通过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设计来表达我是怎么认识这个城市的。美术馆有四万平方米的面积,但高度不超过两层楼,我用特殊的手段让你感觉不到它的高——这是山水画里重要的视觉经验,就是如何探讨山、水和人的关系。另外我用老房子拆除后的废弃材料建设美术馆,让这些废墟重新有了尊严和价值。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美术馆的建筑可能做的:把价值观重新塑造,激发大家的讨论。”





王澍设计的“富阳三馆”



两位建筑师亲眼见证并亲自参与了中国城市文化建筑狂飙突进式的建设与发展。据《福布斯》报道,中国目前约有5100家博物馆及相关机构,在美国这一数字是3万余家,这意味着中国的“博物馆兴建大潮”还将继续,“每一位市长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能建设更多由更知名的建筑师设计的更恢弘、更抓人眼球的博物馆。”


然而文章指出,和西方博物馆面临的问题——馆藏太多无法一一展示给观众——截然相反的是,多数新建的中国博物馆缺乏馆藏,其中不少此类博物馆甚至在建成后的几年时间里都是空空如也的“幽灵博物馆”。很大程度上来说,在博物馆的空间里承办时装周等活动也间接证明了博物馆单凭艺术展览难以维系运营的艰难现状。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及大皇宫主席克里斯·德尔康(Chris Dercon)在论坛现场犀利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这些建筑非常可惜,里面没有内容,没有员工,也没有教育活动,很多博物馆甚至连门都不开,它们只是未来的废墟。‘未来’这个词是博物馆的一个核心,而这个词现在几乎不存在,或者显得不重要。”


王澍认为,中国直到近期才意识到城市文化设施的重要性,因此开始大力兴建各种文化建筑,其中不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情况,“至于说文化的收藏、建设,包括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如何展开,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根本没开始想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绝非一件光靠兴建建筑就能一蹴而就的事,文化资源的积累和城市公共文化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耐心。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艺术从业者已经看到了曙光。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注意到,中国观众对现当代艺术的热情在飞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中国观众开始愿意拿出和电影票差不多的款项购买门票欣赏艺术展,这对艺术场馆的策展和运营都极为重要。“大家开始意识到,其实展览是可以通过票房来维持运营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田霏宇认为,艺术机构也因此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即明确自己的定位、特点和使命,为观众带来更优质的文化体验。

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在今天父母要学会以孩子为师

用户投稿今宵月色应如水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5 次浏览 • 2019-08-19 01:20 • 来自相关话题

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是英国顶尖的精神分析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写了20多本关于精神分析、文学和文化的书,涉及的主题从弗洛伊德、唐纳德·W·温尼科特到普鲁斯特、胡迪尼。他是“企鹅现代 ...查看全部

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是英国顶尖的精神分析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写了20多本关于精神分析、文学和文化的书,涉及的主题从弗洛伊德、唐纳德·W·温尼科特到普鲁斯特、胡迪尼。他是“企鹅现代经典”弗洛伊德系列的主编和约克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新书《寻求关注》(Attention Seeking)讨论了我们寻求关注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我们获得关注的方式。


《卫报》:如今许多相互竞争的诉求在争取我们的关注。是什么决定了哪些东西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亚当·菲利普斯:我觉得是我们碰巧生在这样一个文化和社会结合的时代,它为我们提供了这些素材。显然,我们的父母含蓄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应该看哪里,应该听什么,应该如何举止端庄。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教我们如何集中注意力。还有一个未知的因素,你可以称之为遗传或遗传特征。


《卫报》:你认为注意力可能是一种疯狂或上瘾的形式。为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我们中有一部分人想要反对自身的发展,而这种发展需要通过主动收缩我们的思维来实现。这就是恐惧或上瘾的表现:注意力的过度集中,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许多问题。因此我们收缩注意力的原因是害怕它浮想联翩带来的未知后果:我们真的不知道它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去。这令人兴奋和激动,却也让人忧虑。


《卫报》:寻求关注者通常名声不佳,但是你说“寻求关注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为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因为我们需要关注,我们通常不知道自己想关注什么,但我们知道自己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这就是名人文化有趣的原因。因为似乎有一大群人知道他们要什么:可以说是名声,或者称之财富。但是我认为它比看起来更复杂。因为风险是你会得到大量的关注却没有参与感。


《卫报》:这听起来像是对社交媒体的描述。你同意文化焦虑正在侵蚀我们的注意力范围吗?


亚当·菲利普斯:我更喜欢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能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认真、缓慢、耐心地听、读、看。但我也知道,对很多人——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是最愚蠢也是最无聊的事情。


《卫报》:你在书中提到应该允许孩子尝试他们的兴趣。如果父母过多地引导孩子的兴趣呢?


亚当·菲利普斯:风险在于孩子必须发展出一个顺从的自我来取悦父母。孩提时代,我们常表现出父母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所以我们面临着一项考验——如何在他们的希望和我们自身的想法之间做出协调。这两者之间总是有矛盾的。风险常常在于孩子纯粹成了父母实现自我理想的对象。


《卫报》:我们能不能给孩子太多的关注,这有什么危险?


亚当·菲利普斯:能。例如,如果我过度保护我的孩子,我会告诉他们,外面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因此他们需要如此多的保护。另一种类型是父母在孩子的培养上太过直接和苛刻。作为父母,你要让孩子教教你,他们想让你们成为什么样的父母。


《卫报》:文化上有一种倾向,将注意力的丧失等同于道德的丧失,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亚当·菲利普斯:是的。我认为,为了达到最好的道德水平——为了善待他人——我们必须能够思考,我们必须能够与他们交往,我们必须能够想象他们。你无法一闪念就做到这一点。




《寻求关注》


《卫报》:你指出“宏观思想”会不可避免地限制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英国脱欧辩论变得如此两极化和简单化的原因吗?


亚当·菲利普斯:是的。我认为让很多人满意的正是它的无聊。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思考它,它被表达为一种不满,这是一个巨大的解脱。但是有些人声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实际上却并不知道,这不免让人苦恼。英国脱欧的最大贡献在于,人们开始思索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政治对话。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千次毫无价值的政治对话,那么什么才是有价值的政治对话呢?


《卫报》:你最初对精神分析理论感兴趣是什么时候?


亚当·菲利普斯:大约16岁的时候,我读了荣格的自传《回忆、梦、思考》。我从未听说过精神分析,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生活。温尼科特的《游戏与现实》一出版我就读到了,我真切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工作,那就是儿童分析师。


《卫报》:你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我没有最喜欢的书。我小时候不是一个书虫。我对自然感兴趣,读了一些关于自然的书。


《卫报》:十多岁的时候,你开始大量读书,你那时候最喜爱的作家有哪些?


亚当·菲利普斯:DH·劳伦斯、TS·艾略特、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华兹华斯、布莱克和济慈。


《卫报》:哪些作家对你自己的写作影响最大?


亚当·菲利普斯: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被我所读到的一切所影响。所有的文学都是智慧:它教会你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如何生活。


《卫报》:你有没有认为哪本书被高估了?


亚当·菲利普斯:不。我觉得当人们真的爱一本书时,肯定会高估它们。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卫报》:有没有这种情况,一本书摆在你的书架上,人们发现后会感到吃惊?


亚当·菲利普斯:很难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人们期望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是:这里有没有我不希望人们看到的书,我认为没有。


《卫报》:你有哪些不读的种类吗?


亚当·菲利普斯:我不读侦探小说;我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感兴趣,也不太想知道是谁干的。我不读科幻小说,也不喜欢过于寓言化的东西。


《卫报》:你最近读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了不起的盖茨比》。两周前我重读了一遍。有时候,我只知道我想重读一本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常常在读完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它真的很棒——我觉得它十分精彩。


《卫报》:你床头柜上有哪些接下来要读的书?


亚当·菲利普斯:我要重读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有一位美国诗人叫雷·阿曼特罗(Rae Armantrout),我刚刚读了她的诗,它们相当不错,所以现在我打算读读她的散文。


亚当·菲利普斯的《寻求关注》已由Penguin出版。


(翻译:鲜林)

来源:卫报
原标题:Psychoanalyst Adam Phillips: ‘Youhave to let your child teach you’

页面停留时间过长,刷新了内容就没了

意见建议伍林堂工作室 回复了问题 • 2 人关注 • 1 个回复 • 49 次浏览 • 2019-08-19 00:10 • 来自相关话题

邱裕松老道长在天师府举行封笔仪式

官方发布道教之家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78 次浏览 • 2019-08-18 06:37 • 来自相关话题

8月17日上午9 ...查看全部

1.jpeg

8月17日上午9点,邱裕松老道长在天师府管委会主任龚伦国,副主任鲁国平、曾少华等陪同下,在授箓院天师殿举行了封笔仪式。

2.jpeg

3.jpeg

邱老来到天师殿内,行三皈九拜大礼,上启三清上圣、列位尊神、历代祖师,告知封笔事宜。在仪式结束最后,邱老还为大家送上祝福:愿列位天师、列位尊神、列位神仙,保佑天师府道教弟子、外来的客人、在这里工作的(道众)一起,平安吉祥,万事如意!

4.jpeg

邱老为道教奉献大半生,如今年届九十,精力不胜从前,但登门请符的信士弟子依然络绎不绝,给他带来很大的负担。他曾对身边人说:不画符,我可以活100岁。但别人找他请符,又不忍拒绝。这话让人听了既感慨也心酸,感慨的是邱老的慈悲度人之心,心酸的是他的耄耋之龄,使得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如今邱老既已封笔,还望十方善信弟子能够给予邱老更多的尊重、关爱和保护,不要打扰他清修,让老人家能清静无为、颐养天年。

5.jpeg

同时,天师府管委会对别有用心之徒借网络妄传有关邱老身体健康的不实信息和冒充邱老之名炒作售卖符箓,予以强烈谴责,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6.jpeg

邱裕松,男,江西贵溪人,法名鼎通,生于一九三零年农历四月初六。十岁起随父学诵读道教经典、学习斋醮科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追随六十三代张恩溥天师在天师府修道,十八岁时在天师府受箓。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恢复宗教政策,天师府百废待兴,邱道长受张金涛主持邀请重返天师府。他历经道教兴衰动荡,潜心修道,精通正一斋醮科仪,擅长天师符咒,为龙虎山道教科仪的恢复和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天师府内仅存的正一派鼎字辈老道长。

(编辑/罗同)


《少年问道》金马奖报名时间早于电影局下令时间

官方发布咩咩小姐 发表了文章 • 1 个评论 • 247 次浏览 • 2019-08-18 06:11 • 来自相关话题

006lXrYoly1g62pjgqzqnj30sa1mx11s.jpg

《少年问道》报名参加台湾金马奖时间为2019年7月26日前。

006lXrYoly1g62pjhzpifj30v90jt78g.jpg

中国新闻网的2019年的8月6日提前发布了8月7日的所谓禁止参加文件。而国家电影局官网自2019年8月7日至今均未打开过,国家电影局发布了该责令暂停大陆影片和人员参加2019年第56届台北金马奖的时间晚于《少年问道》报名参加时间。且《少年问道》外,其他较多的大陆影片也有在7月份报名参加的。所以,媒体大肆宣传的独立孤心违背国家政策,是谈不上的。《少年问道》退赛时间比梁兴扬微博发布第一篇谴责《少年问道》时间,早了7天。



我们对《少年问道》的相关回复

官方发布伍林堂工作室 发表了文章 • 1 个评论 • 40 次浏览 • 2019-08-18 03:35 • 来自相关话题

image.png

不觉得www.taoisms.org很卡么

意见建议伍林堂工作室 回复了问题 • 2 人关注 • 1 个回复 • 109 次浏览 • 2019-08-11 03:07 • 来自相关话题

视频测试专用贴

回复

官方发布道教之家 回复了问题 • 1 人关注 • 1 个回复 • 176 次浏览 • 2019-08-10 07:26 • 来自相关话题

手机页面测试

问与答道教之家 回复了问题 • 2 人关注 • 2 个回复 • 125 次浏览 • 2019-08-10 07:15 • 来自相关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