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我不愿意将真实事件直接放进小说,即使这么做可以获奖

邦竹胎压监测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7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日本作家川上未映子对村上春树的长篇访谈录《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中文版。这本书收录了川上未映子对村上春 ...查看全部


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日本作家川上未映子对村上春树的长篇访谈录《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中文版。这本书收录了川上未映子对村上春树2015年和2016年间的两次访谈内容,第一次访谈的契机是村上推出长篇随笔集《作为职业的小说家》,第二次访谈则围绕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展开。


在两次访谈中,村上不仅谈到了自己新书的内容与写作,也有着对于写作生涯的回顾以及“村上式的”写作诀窍和经验的总结。他将写作比喻为“巫女召唤精神”,小说是在黑暗中自然生成的;在村上的自我剖白中,他认为自己并非一个有着艺术家气质的人,生活中基本上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普通人,“我本人是想法正常、活法正常的极为理所当然的人,”只是一旦动笔写小说,莫名其妙的事情就会纷至沓来。


中国作家阎连科曾在2017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将村上春树的小说称为“苦咖啡文学”,认为这种小说里看不到国家民族或人类的生存困境,只是关于一种人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是“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并说如果这样的作家获得了诺奖,那将是伟大作品的灾难。在这本访谈录中,村上也谈到了他对于现实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在他的写作伦理中,将真实事件写入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利用遭遇事件的人,他选择与重大事件保持距离,即便将之写入小说可以获得文学奖。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村上春树 川上未映子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6月


[h2]“只要聚精会神,形形色色的东西就会噼啪噼啪附上身来”[/h2]

村上春树形容自己的写作记忆储备如同一个很大的文件柜,柜里有好多抽屉。然而,比拥有许多抽屉更重要的是,写小说时记忆抽屉会啪地一声打开,“毕竟不能在写小说当中一个个拉开抽屉找来找去。”这种瞬间可以打开抽屉的能力依赖长时间的积累和训练,而抽屉小或者没时间充实抽屉的人就要渐渐枯竭,所以他在什么都写不成的时候,就会往抽屉里面装东西。即便如此,作家在明白哪个抽屉里有哪些东西的同时,也仍然期待着一种意外性,村上在访谈中反复强调,“写小说这种东西,毕竟是偶然性的接踵而至。小说中的许多事件必须自然发生才行。”“只要往里面投入一小块,故事的流程就立刻波涌浪翻……”“故事这玩意儿,因为无法解释才有故事形成。”比如《1Q84》里“青豆”这个人名,就是村上和日本漫画家安西水丸在惠比寿喝酒的时候,看到酒馆菜谱上“青豆豆腐”四个字忽然浮现,当下决定,“Ok,就用这个好了!”


和这个人名一样,村上小说里的许多比喻也都是“主动找上门”的。他对比喻的要求是喻体和本体存有正好的距离——互相贴得太近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而其中的非逻辑性更是无比重要。对他来说,写作如同巫女的召唤仪式,“只要聚精会神,形形色色的东西就会噼啪噼啪附上身来,”因此作者的能力在于维持磁性和精神集中力。如他所言,写作时五花八门的东西会接二连三地“附上身来”,棒球棍、骑士团长这些东西就都是这么来的,这些东西的意义是不需要自我解释的,随着故事发展,它们的真正的用途会体现出来。


如果我们回顾村上的小说,可以发现许多这一类具有非逻辑性的比喻及意象:《神的孩子全跳舞》里有力争拯救地球、与蚯蚓君斗争的“青蛙君”,以及会做蜂蜜饼的“熊”;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中田先生可以跟猫煞有介事地进行交流,后来还获得了一撑伞就可击落奇怪生物的“超能力”。即使是在更为现实主义的爱情小说《挪威的森林》里,“我”对绿子的表白也是童话式的,“我喜欢你,就像喜欢春天里的熊。”村上小说中还有许多虚虚实实的人物(女性比男性更为明显),比如《弹子球》里为了区分彼此而各自编号的双胞胎姐妹,还有《寻羊冒险记》里把耳朵露出来特别美丽的女友……他们虽然属于人类,但对于故事的发展却有着类似于“青蛙君”和“电视人”的作用——无缘无故地闯入,有着奇怪的想法和言谈,并调剂或改变了“我”的生活。




《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上海译文2018版


这些奇怪的生物/人类代表了什么?这些意象又具有什么深意?诸如青蛙君、蚯蚓君这类设定又隐喻着何种力量?村上在访谈中谈到,它们是不需要自我解释的,比如《神的孩子全跳舞》其实是以神户大地震为“大主题”的,但他并没有直接触及地震灾难和受灾民众的惨痛,反而创造出了青蛙君前来联合银行小职员“大战蚯蚓君”的故事,形成了一种啼笑皆非的效果。村上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也写道,写小说从来不是一件苦差事,“快乐”和“舒爽”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至于选择题材,也不必非得像海明威一般选择极具分量的战争题材,自然可以从身边微不足道的事情开始写起,“即便没有这种威猛张扬的经历,人们其实也能写出小说来。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经历,只要方法得当,就能从中发掘出令世人震惊的力量。”


[h2]“我不愿意把有悲惨遭遇的人就那样以虚构形式加以利用”[/h2]

村上将自己写作的过程形容为“故事在黑暗中自然向前伸去”,他对于当时文坛盛行的主题主义、有深度的纯文学兴趣索然,“我就是要把主题统统扔去一边,写出有深度、有重量的东西。”与此同时,他也对现实本身发出了疑问,“真正的现实性是超越现实性的东西。单单把事实作为现实来写,是不会有现实性的,而必须使之成为有嵌入度的现实性才行。那就是虚构。……取出现实主义的肝脏,移植到新的身体。关键是要取出活生生的新鲜肝脏。” 


村上认为,自己的小说在世界各地被广为阅读,原因可能在于他的故事有“直接诉诸于那些人下意识的地方”。他对比了日本式的神话与现实联结的思维与西方的神话与现实的区分,在日本人看来,“那边的世界和这边的世界尤为轻松地不讲逻辑地连在一起。”他举例说道,“在日本人的感觉中,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之间自由往来……比方说小野篁那个人,根据传说,他在人世与地狱之间打了一口井,每天往返一次。白天在衙门上班,到了晚上就穿过井区地狱当阎魔王的助手。早上又通过另一口井回到人世,像临时公务员似的。那口井应该至今存在。”黄泉和现实在日本人的思维中是如此联结的,他的小说也是如此进行的——行文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而故事是非现实主义的,“充分使用现实主义文体推进非现实性故事”就是村上所追求的目标。他认为《挪威的森林》是用现实主义写现实主义,而《奇鸟行状录》是用现实主义写非现实主义。


川上未映子发现村上小说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被卷入感”,主人公会被卷入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刺杀骑士团长》里的“我”因为住进了一栋房子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件,先是听到铃声,然后打开石室,再是发现骑士团长,一个三寸豆腐丁小人。村上回应说,长篇小说基本都是“被卷入型”的故事,主人公正因中立,才会被故事牵引到不同的奇怪的方向。与这种“被卷入感”相关,小说也需要有一种“接受”的姿态,就像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主人公都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磨难,而读者也都能与之产生共鸣。




《刺杀骑士团长》上海译文2018版


虽然村上在出道时讨厌主题主义,计划让故事“无程序”地发展下去、充满闲散的幽默味道,但并不是说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就应该与现实问题绝缘。面对川上未映子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提问,村上提到了日本近几十年来经历的泡沫经济崩溃、神户地震、核电问题,表达了自己对于日本走向他所预期的相反方向的失望,也讲到了自己为什么刚开始不愿意就社会问题发言——正因为经历了六十年代学潮的幻灭,他意识到了“学生运动期间语言纯属消耗和徒劳”,他不愿意再让语言白白死掉,而是将之用于个人发声,“说到底,一九六〇后半期我们所以战斗,是因为心底有理想主义,大体相信世界基本会成为好些的场所,必须为此战斗。……而它一下子土崩瓦解,带来强烈的幻灭感……那么要做什么呢?……原则上,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慌不忙老老实实做力所能及的事。”


阎连科评价村上的小说是“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的“苦咖啡文学”,从中看不到小说家对国族命运和人类困境的关切。从这本访谈录来看,村上对写作和小说家使命的认识与阎连科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村上认为自己的写作是有政治性的,但他并不想把社会的重大事件直接作为小说的主题;他想要与重大事件保持一些距离,“对许多事情隔一段时间、隔一些距离来看,以那样的视角重新审视此时此地存在的表象。”在村上看来,将真实事件写入小说是在利用遭遇事件的人。他曾耗时一年对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进行采访,“本能地认为还是不写成小说为好”,最后还是写成了非虚构的形式。村上春树说,他不愿意将真实事件直接放进小说,即使这么做可以获得世界级别的文学奖,“我不愿意把有悲惨遭遇的人就那样以虚构形式加以利用。这不限于那类重大事件,在日常生活层面也是如此。”不过,他还是能够根据真实素材、套用多层隐喻写成新的故事,在采访沙林毒气事件时,一位受害者不愿将自己的故事收入书中,他选择略去这个人的故事,后来用他的几段话作为素材重新写成了另一个故事,这便是《青蛙君救东京》。




《地下 :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实录》与《地下2:应许之地》上海译文2018版


 

“天价药”为什么卖那么贵?新药的故事与制药业的秘密

pmlxjtl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3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撰文:汤明明 编辑:朱洁树 医药与健康一直是现代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从书店里让人眼花缭乱的健康科普书籍到铺天盖地的检测基因、预防疾病的商业广告,从《我不是药 ...查看全部


撰文:汤明明


编辑:朱洁树



医药与健康一直是现代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从书店里让人眼花缭乱的健康科普书籍到铺天盖地的检测基因、预防疾病的商业广告,从《我不是药神》中的天价药和情法冲突再到纪录片《人间世》中与疑难杂症的抗争过程,人类对于健康的诉求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因为健康的身体是生命活动得以延续、运作的基础,能否得到有效的治疗与保障更关乎到个人尊严的指认。而高昂的医药费和人们面对绝症的束手无策使得民间有“生什么不能生病,缺什么不能缺钱”的说法。


虽然我们处在对健康无比重视的时代,我们对疾病与医药却知之甚少。我们很少质疑“是药三分毒”“良药苦口”是何原理又是否可靠。译林出版社日前出版的《新药的故事》不失为我们了解医药背后的故事的契机。近日,作者梁贵柏也在杭州和上海举办讲座,带领读者走进医药了解背后的秘密。




梁贵柏


[h2]新药的故事:“我希望把科学讲得有声有色”[/h2]

梁贵柏曾在美国默沙东新药研究所进行多年的研发工作,他提到自己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普书作家理查德·费曼的影响,希望能让大家都能理解科学,“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我希望能把科学讲得有声有色。”《新药的故事》可以算作这种理念的一种实践与尝试。相较于第一版、面向专业人士的《新药研发的故事》,这本著作增加了一定比例的人文故事,在趣味性和专业性上达到了平衡,更适合大众阅读。


梁贵柏一共选择了11种药物/疾病相关的研发故事,涉及了降压药、乙肝疫苗、青霉素、抗癌药和备受争议的HPV疫苗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解释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这些案例是因为它们对人类健康有深远影响,是对于攻克重要疾病具有里程碑作用的药物。事实上,发明一项药物经历的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漫长和复杂得多,早期研究中很多被看好的分子药靶可能因为无法被验证、与毒性相关、受市场限制等原因而得不到进一步的研发。




《新药的故事》

梁贵柏 著

译林出版社 2019-7


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默沙东的科研人员就开始围绕男性荷尔蒙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抑止将睾丸酮转化为二氢睾丸酮5-a还原酶,就可以通过降低男性荷尔蒙来抑制粉刺生长。但是考虑到社会难以接受青少年使用此类激素药物,在医药营销上会遇到极大困难,该研究就终止了。有趣的是,一起“假双性儿童”的病例重新拾起了科学家对还原酶抑制剂的研究:加勒比多米尼加的一个小女孩因病到医院做腹腔手术时却被发现“她”其实是一个男孩。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和西南医学中心的科学家注意到这一病例并加以追踪,发现此部落的许多男性都有这样的经历。但这并非是基因的变异而是一种遗传缺陷:由于缺乏将睾丸酮转化为二氢睾丸酮的5-a还原酶,出生时期他们的性腺尚未长成,直到发育时期才会凸显男性性征。在此基础上,默沙东推动了5-a还原酶抑制剂的研究项目,研制出了治疗前列腺增生的第一个口服药物“保列治”来治疗老年性的前列腺增生。


研究人员并未止步于此,他们发现多米尼加部落中这些“假双性”男性的前列腺都相对较小并且他们进入老年后也不会脱发,他们进一步研究了这种还原酶和男性脱发间的关系,并研发出了“保发止”。在“90后已经秃了”的戏谑下,“脱发”在当今社会就像是一个年龄和工作焦虑的隐喻,但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说,男性型的脱发是出于头皮中的二氢睾丸酮减少的缘故。只是,性功能减弱也是5-a还原酶的副作用之一,因此使用这种药物治疗脱发时还需要考虑年龄与生育问题。梁贵柏试图通过此类生动曲折的故事向我们解构医药研发背后的曲折历程,以大家都能读懂的科普写作打通学院和大众间的距离。他声称自己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希望更多读者能从这些成功的故事里了解到“贯彻始终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严谨的学科思想”,“对创新药物研发的风险、周期和社会效益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但这则医学小故事背后却也隐含着制药业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追问,如果默沙东最初暂停了还原酶抑制剂的研究是因为缺少市场,那是否暗示着制药业与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制药业是否会为了追求高昂的利润漠视大众健康?事实上,患者与医生、药企、社会之间一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随着进一步的探寻,我们或许可以了解更多现代制药业的运作机制和内在矛盾。


[h2]“天价药”背后的原因:药企到底是怎样的角色?[/h2]

在《新药的故事》中,梁贵柏针对制药业会因为利润忽视公众健康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举例说默沙东研发对抗艾滋病的药物就是一桩预计会“赔本”的买卖。因为患艾滋病的主要是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这不仅会限制市场而且会让价格受到挤压。抗艾药物的研发不仅需要承担失败的风险,而且考虑到市场和价格的限制,在其专利期内也很可能无法收回成本。但是为了防止艾滋病的蔓延、维护人类健康,默沙东研发出了能有效抵抗艾滋病毒的“佳患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病人可能无力购买药物,药企还主动降价并提供援助。2000年,默沙东与博茨瓦纳政府联系,为非洲国家大幅度降低药价,2005年,默沙东基金与中国卫生署签订了全面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合作项目并结成抗艾滋病的合作伙伴关系(简称C-MAP),C-MAP还在2011年被誉为“最有影响力的慈善项目”。


即便有这类值得称道的案例,但并非所有的药物都能获得此类“殊荣”,事实上,药价监管始终是现代治理难题,药企对于药物的高昂定价与无力负担药价的公众的迫切需求也时常成为一对难以平衡的矛盾。2018年夏天,电影《我不是药神》就引发了人们对“天价药”的关注。这部电影由真实事件改编,主人公因帮助白血病患者走私印度仿制的瑞士诺华抗癌药“格列卫”而遭到诉讼,又在病友请愿下被无罪释放。剧中老人哀求警察的一番话直击人心:“我生病吃药这些年,房子被吃没了,家人被吃垮了。警察领导,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么?”高昂的药价,常常成为阻碍患者延续生命的巨大障碍。




《我不是药神》剧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天价药”呢?在梁贵柏看来,“天价药”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为了让药企弥补此前投入的高昂的研究成本和开发成本,所以在药品刚上市的时候有一个专利保护期,药企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垄断药品的出售。梁贵柏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解释说,“药物定价有其特殊性,它不能根据生产成本来定价,它的真正成本在于研发……一种新药的研发投入是巨大的,同时,它的价格还要覆盖之前研制失败所产生的成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药物研发的成功率也只有10%左右。也就是说,药企的商业模式要持续下去,一种成功上市的药物的价格,需要覆盖此前90%失败的成本。”


与之相反,仿制药往往因为不需要负担研发成本所以价格低廉。需要厘清的是,仿制药并非是假药,它具有和原研药一样的活性和相同的疗效。所以《我不是药神》中才会出现主人公前往印度走私仿制药的情节。而印度之所以仿制药盛行是因为印度政府当时在药物专利保护面前采取“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即药物配方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和企业使用,正因如此,印度政府也一直在与药企打官司。在梁贵柏看来,中国并无效仿印度此举的可行性,因为专利垄断的背后是出于研发成本的考量,药企不可能一味放弃利润,如果大家都去追求仿制药,那么研发新药也就失去了动力。


[h2]制药业的真相:制药业还存在哪些缺陷?[/h2]

药物研发的成本是否真的有制药业通常宣称的那样高昂?安吉尔在《制药业的真相》一书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制药公司自己宣称的投入往往比实际更多,因为创新药物的研发需要政府机构、大学和其它非营利组织的共同努力,直到后期才会将药物转手到私营公司继续开发、生产和销售,在安吉尔看来,而今制药业已经逐渐蜕变为巨型的市场营销机器。


也许有人会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衡量制药公司的“高定价”,但制药业并非投资公司。其次,制药公司在罕见病用药和不能盈利的药方面其实都会享有税收优惠,所谓“陪本买卖”也是受到广泛支持的。最后,研发成本过高也包括了研发效率的低下——一方面,制药业也未必一直在生产如他们所宣传的创新药,而是制造了很多模仿性创新药;另一方面,营销的管理费用往往远超研发费用本身,特别是药企往往会在营销方面花费巨资,这也是巨大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整个药企运作的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安吉尔看来,药企更多只是在药物是否安全有效方面对公众负责。




《制药业的真相》

[美] 安吉尔 著  续芹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4


除去高昂的定价,制药业也存在别的缺陷:它对自己产品有很强的临床研究控制力,并且对于产品的医药教育有极大的影响力。安吉尔提倡通过设立监管药物临床研究的机构防止研究更偏向赞助者的药物,维护正常的研究秩序。同时他提出应该将医药公司从医药教育市场中驱逐出去,医药公司不该评价自己销售的药物,当制药公司参与到医学教育中去的时候,真实有用的消息往往和带有夸张和偏见的信息混杂在一起,干扰医生的决策。最后安吉尔还提出应该打开“黑箱”,使得关于研究、开发、销售、推广、定价等信息更加公开透明,换句话说,公众应该知道制药公司在每一个研发阶段到底投入了多少。


安吉尔抨击了制药业的运作机制及其中的矛盾,但他并非只是为了证明医药企业是举着造福公众的牌子的赚钱机器而将其放置在道德的案板上吊打。安吉尔真正的愿望是绘制出一幅拯救制药业的蓝图,“尽管制药业劣迹斑斑,但这仍是一个应当被拯救的重要行业。公众离不开制药业,而且它也应当履行它最初的承诺,即开发真正的创新药物,并以合理的价格销售。”


这一点,梁贵柏同样也意识到了。他在《新药的故事》的开头就引用了默克教授的名言:“我们应该记住,医药是用于病人的。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制药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利润是随之而来的。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它(利润)从来不会失约,我们记得越清楚,它就来得越多。”而如何践行这句话,怎样去平衡眼前利润、长远发展和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而非让它沦为悬浮在实践上空的漂亮说辞,就成了制药界需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幻境也是现实:艺术创作如何反映数字成瘾

what0210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科技已离我们远去 但我们还没做好准备 我想我们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情况 以上是音乐剧《八重唱》中的歌词,这部新的阿 ...查看全部


科技已离我们远去


但我们还没做好准备


我想我们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情况



以上是音乐剧《八重唱》中的歌词,这部新的阿卡贝拉音乐剧以“数字成瘾”为主题,由托尼奖获得者戴夫·马洛伊(DaveMalloy)参与谱曲。《八重唱》是对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的数字生活的一个戏剧式回击:这部90分钟的音乐剧围绕一个互助小组展开,通过12个步骤帮助8名数字成瘾“患者”回归正常生活,这8个人分别对网络上不同的东西有着近乎病态的痴迷。我最近很幸运地观看了一场《八重唱》的现场演出,被其中对网上交友平台、阴谋论网站,以及《糖果传奇》游戏之类的“数字诱惑”的深度(同时也十分幽默的)剖析震撼了。


但也许《八重唱》本身的存在才是它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它以深刻而不失趣味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网络生活的种种危险,同时也预示了我们注定将迎来的一波文化产品浪潮——一批专门用来帮助我们应对数字世界带来的情感和心理危机的艺术作品和文娱节目。


“网络社区很明显是有利于社会且有利于技术发展的。”


这些忧思可以说是技术创新带来的副产品,这是无可避免的。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曾在《建筑师的罪行》(An Architect’s Crime)一文中写过以下一段文字:任何新兴技术的到来“都会催生某种新型的事故;人们发明了船只,带来了海难;同样地,铁轨的发明带来了脱轨事故;飞机的发明带来了坠机事故;与电脑一同诞生的则是程序故障和电脑病毒”。


但这些新兴科技带来的灾难很可能会对我们的身心同时造成打击。有学者已经将信息技术的副作用以“上瘾”一言蔽之:在论文《数字技术带来的干扰、失调和病态》(Digital Disturbances, Disorders, and Pathologies)中,诺埃拉·A. 豪顿(Noela A. Haughton)等学者总结了1998年对“网络成瘾”的定义,当时这种症状还叫“冲动控制障碍(an impulse-controldisorder)”,指的是那种“通过病态地查看邮箱、浏览网页,或参与网络游戏和线上赌博等网络活动获得愉悦和满足感的行为,具备这种症状的人通常无法控制自己上网的欲望”。


我并不确定这种对网络成瘾的定义能否真的帮助我们准确了解网络生活的种种危险。正如阿蒙·雅各布·苏伊萨(Amnon Jacob Suissa)在《医疗化与成瘾》(Medicalization and Addictions)一文中写的那样:“我们越是给人们贴上病态的标签,他们的数量就越会成倍增长。”


但这种“强行”给网络成瘾下定义的行为有一点好处,它发掘了艺术作品的潜在作用,让艺术帮助我们了解和锁定网络带来的各种挑战。有些行为虽然不至于被扣上“成瘾”的帽子,但它们的确也是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特定的精神健康或人际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包括某些类似于“强迫症”甚至病态的行为,比如过度的网络购物、不间断地刷社交媒体,以及无休止地玩网络游戏的行为。


为了身临其境地分析这些病态行为,《八重唱》融入了艺术作品的优厚传统,在这样的传统下,艺术作品能点出新兴技术的诱惑,帮助我们应对威胁。纵观历史,每当具有“致幻”作用的新生事物出现时,大量艺术作品和文娱节目便会应运而生,帮助我们分析其潜在的威胁和好处。


现在的我们正与新兴科技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它虽然不能吃,不能抽,也不能咽下去,但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不亚于旧时的毒品和酒精。我们若能了解旧时的艺术曾如何帮助我们应对威胁,便可更好地预知现如今它帮助我们面对数字技术的方式。


艺术可以通过三种重要形式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具有致幻作用的事物(或者科技):通过因果故事(causal stories)、警示性故事(cautionary tales),以及可能让人产生幻觉的祷告活动。


“我怀疑在我内心深处/我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否则我怎么可能/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这个腐朽的大脑绽开的这个甜美的荧光色微笑上”


艺术作品很早就有这样的传统——把具有“致幻”作用的事物作为情节发展的催化剂,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时代。“在许多戏剧中,一些角色的醉态是剧情必不可少的特色,”阿尔伯特·H. 托尔曼(Albert H. Tolman)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醉酒人》(“Drunkenness in Shakespeare)一文中写道,“而且在大多数这样的情节中,观众都能感受到作者明显的嫌恶情绪。”作为例证,托尔曼引用了莎士比亚作品中一系列与醉酒有关的情节:《无事生非》中Borachio醉酒时说的话正好被人偷听到,因而阻止了一场邪恶的阴谋;奥赛罗中了邪恶的伊拉古的奸计,罢免了醉酒的卡西奥;哈姆雷特谴责其叔父每天只知饮酒作乐……


如今,“科技”已经取代了酒精,成了新的情节发展的催化剂,专门扮演致人误入歧途的角色。以另一部音乐剧《致埃文·汉森》(Dear Evan Hansen)为例,在这部剧中,一个网络视频作为关键的剧情催化剂,引发了一系列谣传和误会。




《致埃文·汉森》 图片来源:Dearevanhansen.com


这类因果故事总能产生绝佳的戏剧效果——当某个角色之所以做坏事,完全是由于遭到了邪恶的酒精或者阴险的YouTube视频的影响时,我们便更容易对他产生同情——但同时这些故事也能帮助读者、观众和听众正视使用和滥用某些东西时可能带来的危害。过度饮酒、吸烟,或网上冲浪常会让剧中的主角误入歧途,他们的经历也算对我们的一种隐晦的警示,让我们正视这些诱惑,防止它们毁了我们的生活。这一传统让我们迎来了许多使用“数字成瘾”作为情节催化剂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可以敲打我们,让我们时刻审视科技是如何左右我们的人生选择的。


“首先他们在水里下毒/然后他们在天空下毒/现在他们转向了我们的大脑”


提及“致幻”事物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并不仅仅只以隐晦的方式警示观众和读者可能遭遇的危险:许多艺术作品直接把对这些事物的滥用和成瘾可能招致的危险直白地告诉了大家。就像乔治·W. 尤因(George W. Ewing)在《平均律里拉琴曲:禁酒运动之歌》(The Well-Tempered Lyre:Songs of the Temperance Movement)中所写:



当今时代,很少有人能意识到禁酒诗在19世纪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相对而言,另一种艺术体裁则更多地为人所熟知,以《小棕酒壶》(The Little Brown Jug)为例,某些饮酒歌曲几乎是每一位英语歌手都能演唱的保留曲目……尽管人们早就认识到诗歌有使人保持清醒的作用,但一直到几个世纪以后,禁酒诗的数量才勉强赶上饮酒歌曲。



禁酒运动——和随之产生的音乐作品——最终等来了“禁酒法案”的颁布,这份禁令生效时,电影产业正好刚刚诞生。迈克尔·C. 杰拉尔德(Michael C. Gerald)在详尽无比的《毒品和酒精的目的地:好莱坞》(Drugs and Alcohol Go To Hollywood)中写道:“过度饮酒是许多电影惯用的主题,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个主题反映了美国的社会现实,反映了美国人对酒精的依赖。”杰拉尔德把这类影片按年代顺序进行了排列,发现它们的剧情发展大都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饮酒人会经常性酗酒,并在醉酒时引出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第二种,饮酒人是一位名人,或者是一位职业生涯或者人生正在走下坡路的“普通”人。许多情况下,饮酒人会遭遇灾难性的结局,他与家人或者其他亲密的爱人或朋友的关系会遭受重大影响。还有一些影片则会追溯这位酗酒者的康复甚至是救赎的过程。



酗酒者和吸毒者已经成为许多因果故事中的常客,我们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科技成瘾者”也会频繁出现在类似作品中。有的作品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包括电影《她》、小说《圆环》,以及电视系列剧《黑镜》,这些作品里的角色就是对科技过度使用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


虽然这些刻画有时会让人感到纠结苦恼——拜托不要让我怀疑对自己的iPhone的爱——我们一直以来都喜欢在艺术作品和文娱节目中刻画瘾君子的形象,这种文化传统的产生是有原因的。艺术能够以一种直白的方式,向我们展示滥用药物或者滥用科技带来的危险,从而激励我们控制好自己的冲动。


“我的脑袋里有毒品/我必须用它嗨起来/我掉进了屏幕里,然后我就消失了”


虽然这些“致幻”的事物在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大都是危险或有害的,但在另一种更富创造力的传统下,这些事物潜在的好处也能得到赞美。在《威廉·伯罗斯与上瘾文学》(William Burroughs and the Literature of Addiction)中,作者弗兰克·D. 麦康奈尔(Frank D. McConnell)写道,“药物滥用文学”完全符合美国的拓荒传统。麦康奈尔在作品中提到了评论家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他写道,毒品“只不过是美国西部拓荒故事的另一种变体,他已经逃了那么远:他退回到了最后一个未被发现的领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麦康奈尔坚持认为威廉·伯罗斯的《赤裸午餐》绝佳地表现了这种传统,他写道:



只有在美国小说中,发源于欧洲和浪漫主义的“上瘾文学”才能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同理,美国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上瘾最严重的西方国家,这都是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发生的事儿。



就在威廉·伯罗斯对药物使用进行理论探讨时,一波新的浪潮正在席卷电影行业,这些新的影片不仅对使用药物的行为大加宽容,甚至还会表示赞美。迈克尔·C. 杰拉尔德写道:



20世纪60年代,整个社会对摇头丸和大麻等致幻物的关注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吸食这些致幻物的人数和人们对其的接受程度也经历了剧烈的波动。这是因为在这段时期,《电影制片法典》“禁止不适合拍电影的题材出现在影片中”的限制得到了废除。在这样的改变下,一些电影开始以积极的角度刻画吸食上述致幻物的过程,帮助人们逃离乏味的传统生活,减轻工作以及来自当权派和反主流文化的压力。



如果以“科技成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也走上这条老路,那么《八重唱》可能就会被拥护大家陷入数字世界的反对声音给淹没了。《头号玩家》的电影和原著给了我们这样的潜在信息:当物质世界变得越来越污浊且难以忍受时,数字世界便成了一个更加吸引人的庇护所。




《头号玩家》剧照。图片来源:Allstar/Warner Bros


但是现在,面对当前我们拥有的科技水平,我们既需要应对网络生活的种种危机,也需要得到外界的鼓励和支持来舒缓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但我们对前者的需求其实比后者多得多。所以我很高兴能看到像《八重唱》这样的艺术作品接过优秀传统的火炬,真正开始帮助我们应对致幻的药物和科技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讲述因果故事和警示故事,这些艺术作品既帮我们正视了滥用和过度使用的危害,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致幻”事物潜在的好处。


我们的日常生活越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我们就越需要这些故事的存在——尤其是因为,其中的许多问题都远远大于网络本身。请允许我以《八重唱》的最后一段歌词结束这篇文章: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说法


其实是一种用来保护我们的谎言


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实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现实生活



(翻译:黄婧思)

来源:JSTOR Daily
原标题:The Art of Digital Addiction

要成为文化大国,光建博物馆就够了吗?

242rw23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3 次浏览 • 2019-08-19 01:21 • 来自相关话题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要论法国对外输出的最重要的文化理念,博物馆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从17世纪开始,欧洲民众开始有了欣赏艺术作品的强烈需求,公 ...查看全部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要论法国对外输出的最重要的文化理念,博物馆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从17世纪开始,欧洲民众开始有了欣赏艺术作品的强烈需求,公共博物馆的概念开始酝酿。18世纪下半叶,全球两座最古老、最大的博物馆应运而生:一座是创立于1759年的大英博物馆,一座是创立于1793年的卢浮宫博物馆,后者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根据国民议会的法令由皇宫转变为博物馆,公开展示从神职人员和王公贵族那里充公的珍贵财物。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拿破仑又通过军事征服为卢浮宫攫取、填充了大量艺术珍品,令卢浮宫成为闻名遐迩的“全球博物馆”。


对于中国来说,博物馆自然也是西方舶来品之一。中国首家近代博物馆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由西方传教士筹建。直到1905年,才出现第一家中国人自建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深陷战乱与社会动荡之中,真正有余力重启文化设施建设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时至今日,整个中国博物馆体系都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美术馆(艺术博物馆)这个细分领域更是如此。2012年10月1日,由前南市发电厂、上海世博会“城市未来馆”改建而成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正式开放,这是国内首家公立当代艺术博物馆。据馆长龚彦透露,开馆第一年PSA的参观人数为10万人次,这一数字在2018年已经飙升至55万人次。


参馆人数的上升直接反映了民众文化需求的提升,于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在满足民众文化需求、开拓城市公共空间等方面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今年第14届“中法文化之春”提出了未来美术馆的议题。7月5日至6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法国驻上海总领馆文化处共同举办“21世纪美术馆:文化项目需要怎样的建筑?”论坛,邀请文化领域的政策专家、美术馆馆长和建筑师参与讨论。


中法两国嘉宾从本国经验出发,谈及了博物馆在当地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对于正在经历文化设施建设狂潮的当下中国来说,能够从法国学习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文化设施的建设不应止步于建筑本身,它能够为民众提供怎样的文化体验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法国卢浮宫


[h2]法国经验:让艺术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h2]

“在法国,博物馆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和公民权利的历史紧密相连,被看成是艺术品的保存之地、社会和谐的载体和地方吸引力的源泉。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国形成了一个博物馆网络——现在法国已经有1000多家博物馆,造就了很多专业人士,拥有良好的法律框架使得文化项目能够更长久、更专业地发展。但是它也有一些弱点,比如说管理僵化,不能够适应艺术创作、经济以及社会的变化。”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费保罗说。


费保罗告诉现场观众,当下的法国博物馆正在面临公共资金日益匮乏的窘境,然而作为市民文化生活和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也在积极尝试新的运营方式。这其中有三个趋势特别突出:第一,越来越多的私人藏家进入博物馆领域。为此,法国出台了很多新的法律,比如2003年颁布了鼓励私人投资的税务法,2008年颁布了经济改革现代化法,这些法律都能鼓励私人参与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个趋势是,博物馆开始成为高雅艺术与当代生活的交汇之地,博物馆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文化机构,同时也是城市休闲场所,与市民生活和城市商业紧密结合。费保罗举的一个例子是由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基金会创办、于2018年3月10日正式启动的文化项目“老佛爷前瞻”(Lafayette Anticipations)。这个项目位于巴黎玛黑区一幢19世纪的老建筑内,与蓬皮杜艺术中心仅咫尺之遥。该建筑由OMA建筑事务所改建,用以支持当代艺术、设计和时尚领域的跨学科创作交流。与此同时,该建筑还与其他的商铺互联互通。





“老佛爷前瞻”项目所在的建筑



第三个趋势是,博物馆开始与工作坊融合,也就是说博物馆不仅是展览陈列的场所,也是文化实践(比如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据费保罗介绍,香奈儿即将于2020年推出一个项目,届时将有600多名裁缝师在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进行展出与活动。


法国文化艺术公共政策专家布鲁诺·朱利亚(Bruno Julliard)曾于2014年至2018年担任巴黎第一副市长,负责落实巴黎的文化相关政策。在他看来,“博物馆的未来”是所有全球性大城市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全球城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们要如何促进文化融合,回应创新、生活质量、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挑战?我们要推出怎样的公共政策,来促进博物馆、艺术和文化的发展?”


朱利亚认为,当下的博物馆有三个主要任务:第一,做好藏品的展示工作,持续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展览;第二,通过亲民票价尽可能让更多的民众能够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接触艺术品;第三,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在设计规划新的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时候应该考虑如何将建筑融入城市景观,让博物馆成为一个开放的、对当地社区有意义的公共空间。


“我们必须加强建筑师、城市规划设计师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我们要考虑到建筑的要求,以及引起民众情感的要求——每个人走进博物馆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要给予他们良好的参观体验、出色的展品陈列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他说。


朱利亚以巴黎104艺术中心为例,说明成功的文化机构在很多情况下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和长期规划。104艺术中心所在的建筑曾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城市丧葬设施,1997年被列为巴黎城市文化遗产,当时的巴黎市市长将这座建筑列为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2003年,改造计划正式通过。2008年,104艺术中心正式开放。“这个艺术中心非常成功,这是因为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对这个建筑进行改造。艺术中心同时也是一座博物馆。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使得这座博物馆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找到了自己的和谐。所以我认为一切都需要时间,这是我们在巴黎得到的经验。”





104艺术中心



与此同时,朱利亚也提及了资金不足为法国博物馆运营带来的障碍。他指出,当下许多博物馆由于财力和人力有限,只能展出馆藏中的一小部分作品,他呼吁各大博物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努力改善现状,争取让保存在仓库中的优质藏品早日与公众见面。鉴于资金有限,无法担负保险公司来为作品运输投保的费用,许多博物馆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无法举办知名艺术家的大规模展览,那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高科技手段或许将是博物馆未来展出的一个有力方向。“所以我的结论是,不能仅仅满足于建造博物馆来保障艺术民主化,我们应该有一个真正符合时代的文化政策,才能够使我们的艺术和文化更加亲民。”


[h2]中国现实:光有高大上的博物馆就够了吗?[/h2]

在法国嘉宾侃侃而谈博物馆运营理念和文化政策的时候,中国嘉宾谈的更多的是如何建设更多“高大上”的文化设施,这也反映了两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处于的不同位置。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表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政策制定者在这新一轮城市规划中给予了文化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上海的未来愿景是做到“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可以漫步的,公园是适合休憩的,人们是有诚信的,城市是有温度的”。


为此,上海正在着力建设一批全新的文化设施,包括浦东美术馆、上海图书馆东馆和世博文化公园中的大歌剧院。




浦东美术馆效果图


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曾参与上海油罐艺术中心、UCCA沙丘美术馆等国内重要文化项目的设计。他认为,文化建筑的设计应该达到一种平衡,它一方面要为艺术提供良好的展示空间,拓展空间内可容纳展示的艺术的类型,另一方面建筑本身也应该打动人心,突破文化建筑原本的边界,激发人们探索的欲望,拉近人与艺术的距离。


他以上海油罐艺术中心为例:“油罐(艺术中心)的特殊性在于,我们要重新改造的空间本身就很有特点,而且它还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所以从设计一开始,我们就想提供多元的空间,不只是展示艺术空间的多元性,还包括内容的多元性。”2019年3月,油罐艺术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至今为止,除了艺术展览之外,这里还承办了许多其他的大型活动,比如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上海时装周。在李虎看来,这体现了油罐艺术中心空间的创造性使用,为这个空间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油罐艺术中心


业余建筑工作室创始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认为,美术馆这类项目一般都属于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公共项目之一。作为建筑师,他建议同行在接手此类项目时想清楚三个问题: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如何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传统?你如何在关照历史的同时启迪城市未来的审美?


2016年9月,由王澍设计的“富阳三馆”(富阳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对外开放。王澍以这个例子讲述了自己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理解:“这个城市找我的时候要求以《富春山居图》为背景做设计,也提出将在美术馆内展示这幅山水画。山水画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特殊审美的,今天的城市是否有这个审美?这个城市已经建造了大量的高楼大厦,它一点都不尊重它的山水,这时候我就有机会通过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设计来表达我是怎么认识这个城市的。美术馆有四万平方米的面积,但高度不超过两层楼,我用特殊的手段让你感觉不到它的高——这是山水画里重要的视觉经验,就是如何探讨山、水和人的关系。另外我用老房子拆除后的废弃材料建设美术馆,让这些废墟重新有了尊严和价值。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美术馆的建筑可能做的:把价值观重新塑造,激发大家的讨论。”





王澍设计的“富阳三馆”



两位建筑师亲眼见证并亲自参与了中国城市文化建筑狂飙突进式的建设与发展。据《福布斯》报道,中国目前约有5100家博物馆及相关机构,在美国这一数字是3万余家,这意味着中国的“博物馆兴建大潮”还将继续,“每一位市长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能建设更多由更知名的建筑师设计的更恢弘、更抓人眼球的博物馆。”


然而文章指出,和西方博物馆面临的问题——馆藏太多无法一一展示给观众——截然相反的是,多数新建的中国博物馆缺乏馆藏,其中不少此类博物馆甚至在建成后的几年时间里都是空空如也的“幽灵博物馆”。很大程度上来说,在博物馆的空间里承办时装周等活动也间接证明了博物馆单凭艺术展览难以维系运营的艰难现状。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及大皇宫主席克里斯·德尔康(Chris Dercon)在论坛现场犀利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这些建筑非常可惜,里面没有内容,没有员工,也没有教育活动,很多博物馆甚至连门都不开,它们只是未来的废墟。‘未来’这个词是博物馆的一个核心,而这个词现在几乎不存在,或者显得不重要。”


王澍认为,中国直到近期才意识到城市文化设施的重要性,因此开始大力兴建各种文化建筑,其中不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情况,“至于说文化的收藏、建设,包括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如何展开,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根本没开始想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绝非一件光靠兴建建筑就能一蹴而就的事,文化资源的积累和城市公共文化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耐心。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艺术从业者已经看到了曙光。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注意到,中国观众对现当代艺术的热情在飞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中国观众开始愿意拿出和电影票差不多的款项购买门票欣赏艺术展,这对艺术场馆的策展和运营都极为重要。“大家开始意识到,其实展览是可以通过票房来维持运营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田霏宇认为,艺术机构也因此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即明确自己的定位、特点和使命,为观众带来更优质的文化体验。

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在今天父母要学会以孩子为师

今宵月色应如水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6 次浏览 • 2019-08-19 01:20 • 来自相关话题

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是英国顶尖的精神分析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写了20多本关于精神分析、文学和文化的书,涉及的主题从弗洛伊德、唐纳德·W·温尼科特到普鲁斯特、胡迪尼。他是“企鹅现代 ...查看全部

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是英国顶尖的精神分析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写了20多本关于精神分析、文学和文化的书,涉及的主题从弗洛伊德、唐纳德·W·温尼科特到普鲁斯特、胡迪尼。他是“企鹅现代经典”弗洛伊德系列的主编和约克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新书《寻求关注》(Attention Seeking)讨论了我们寻求关注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我们获得关注的方式。


《卫报》:如今许多相互竞争的诉求在争取我们的关注。是什么决定了哪些东西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亚当·菲利普斯:我觉得是我们碰巧生在这样一个文化和社会结合的时代,它为我们提供了这些素材。显然,我们的父母含蓄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应该看哪里,应该听什么,应该如何举止端庄。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教我们如何集中注意力。还有一个未知的因素,你可以称之为遗传或遗传特征。


《卫报》:你认为注意力可能是一种疯狂或上瘾的形式。为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我们中有一部分人想要反对自身的发展,而这种发展需要通过主动收缩我们的思维来实现。这就是恐惧或上瘾的表现:注意力的过度集中,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许多问题。因此我们收缩注意力的原因是害怕它浮想联翩带来的未知后果:我们真的不知道它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去。这令人兴奋和激动,却也让人忧虑。


《卫报》:寻求关注者通常名声不佳,但是你说“寻求关注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为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因为我们需要关注,我们通常不知道自己想关注什么,但我们知道自己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这就是名人文化有趣的原因。因为似乎有一大群人知道他们要什么:可以说是名声,或者称之财富。但是我认为它比看起来更复杂。因为风险是你会得到大量的关注却没有参与感。


《卫报》:这听起来像是对社交媒体的描述。你同意文化焦虑正在侵蚀我们的注意力范围吗?


亚当·菲利普斯:我更喜欢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能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认真、缓慢、耐心地听、读、看。但我也知道,对很多人——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是最愚蠢也是最无聊的事情。


《卫报》:你在书中提到应该允许孩子尝试他们的兴趣。如果父母过多地引导孩子的兴趣呢?


亚当·菲利普斯:风险在于孩子必须发展出一个顺从的自我来取悦父母。孩提时代,我们常表现出父母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所以我们面临着一项考验——如何在他们的希望和我们自身的想法之间做出协调。这两者之间总是有矛盾的。风险常常在于孩子纯粹成了父母实现自我理想的对象。


《卫报》:我们能不能给孩子太多的关注,这有什么危险?


亚当·菲利普斯:能。例如,如果我过度保护我的孩子,我会告诉他们,外面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因此他们需要如此多的保护。另一种类型是父母在孩子的培养上太过直接和苛刻。作为父母,你要让孩子教教你,他们想让你们成为什么样的父母。


《卫报》:文化上有一种倾向,将注意力的丧失等同于道德的丧失,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亚当·菲利普斯:是的。我认为,为了达到最好的道德水平——为了善待他人——我们必须能够思考,我们必须能够与他们交往,我们必须能够想象他们。你无法一闪念就做到这一点。




《寻求关注》


《卫报》:你指出“宏观思想”会不可避免地限制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英国脱欧辩论变得如此两极化和简单化的原因吗?


亚当·菲利普斯:是的。我认为让很多人满意的正是它的无聊。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思考它,它被表达为一种不满,这是一个巨大的解脱。但是有些人声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实际上却并不知道,这不免让人苦恼。英国脱欧的最大贡献在于,人们开始思索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政治对话。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千次毫无价值的政治对话,那么什么才是有价值的政治对话呢?


《卫报》:你最初对精神分析理论感兴趣是什么时候?


亚当·菲利普斯:大约16岁的时候,我读了荣格的自传《回忆、梦、思考》。我从未听说过精神分析,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生活。温尼科特的《游戏与现实》一出版我就读到了,我真切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工作,那就是儿童分析师。


《卫报》:你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我没有最喜欢的书。我小时候不是一个书虫。我对自然感兴趣,读了一些关于自然的书。


《卫报》:十多岁的时候,你开始大量读书,你那时候最喜爱的作家有哪些?


亚当·菲利普斯:DH·劳伦斯、TS·艾略特、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华兹华斯、布莱克和济慈。


《卫报》:哪些作家对你自己的写作影响最大?


亚当·菲利普斯: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被我所读到的一切所影响。所有的文学都是智慧:它教会你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如何生活。


《卫报》:你有没有认为哪本书被高估了?


亚当·菲利普斯:不。我觉得当人们真的爱一本书时,肯定会高估它们。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卫报》:有没有这种情况,一本书摆在你的书架上,人们发现后会感到吃惊?


亚当·菲利普斯:很难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人们期望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是:这里有没有我不希望人们看到的书,我认为没有。


《卫报》:你有哪些不读的种类吗?


亚当·菲利普斯:我不读侦探小说;我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感兴趣,也不太想知道是谁干的。我不读科幻小说,也不喜欢过于寓言化的东西。


《卫报》:你最近读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亚当·菲利普斯:《了不起的盖茨比》。两周前我重读了一遍。有时候,我只知道我想重读一本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常常在读完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它真的很棒——我觉得它十分精彩。


《卫报》:你床头柜上有哪些接下来要读的书?


亚当·菲利普斯:我要重读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有一位美国诗人叫雷·阿曼特罗(Rae Armantrout),我刚刚读了她的诗,它们相当不错,所以现在我打算读读她的散文。


亚当·菲利普斯的《寻求关注》已由Penguin出版。


(翻译:鲜林)

来源:卫报
原标题:Psychoanalyst Adam Phillips: ‘Youhave to let your child teach you’

《哪吒》凭什么这么火?背后的3个底层逻辑洞察人性

咩咩小姐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7 次浏览 • 2019-08-08 23:44 • 来自相关话题

《哪吒》凭什么这么火?背后的3个底层逻辑洞察人性

《哪吒之魔童降世》自上映以来,惊喜不断。

首日票房过亿,8天超过17亿,10天突破23亿。

豆瓣评分8.6分,淘票票9.6、猫眼9.7。

这部电影的导演杨宇(饺子),接受央视采访时,更是说出了心中的忐忑:

我其实现在心里更忐忑了,因为真的觉得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且也是超出了这部电影的水准,因为我已经觉得受之有愧了。

《哪吒》如此之火,除了其精良的制作外,更主要源于其背后的3个逻辑。

1、说出了很多人想说的三个字:不认命

《哪吒》中有句台词,刷爆了朋友圈:

“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

让多少人大喊:痛快。

命运的坎坷,让认命者流泪,让不认命的人更加强大。

现实中不认命的,海伦·凯勒是杰出的代表。

她一岁半时突患急性脑充血病,连日的高烧使她昏迷不醒。

当她苏醒过来,眼睛烧瞎了,耳朵烧聋了。

由于失去听觉,不能矫正发音的错误,她说话也含糊不清。

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世界是一片黑暗和寂静,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学会读书、写字、说话,没有强大的记忆力,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海伦·凯勒没有向命运屈服。

她为了能清楚地发音,用一根小绳系在一个金属棒上,叼在口中,另一端拿在手上,练习手口一心,写一个字,念一声。

为了使写出来的字不至于歪歪扭扭,她还自制了一个木框,装配了一个滑轮练习写字。

在学习与记忆的过程中,她只有一个信念:她一定能够把自己所学习的知识记下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经过学习,海伦突破了识字关、语言关、写作关,先后学会了英、法、德、拉丁、希腊五种语言,出版了14部著作,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与夸奖。

如果最开始就认命,世界会少了一个才女,也就不会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动人之作,更不会激励无数人与命运抗争。

很多人都知道尼克·胡哲的故事。

他天生没有四肢,只有左侧臀部以下的位置有一个带着两个脚趾头的小“脚”。

因身体残疾,胡哲饱受同学的嘲笑和欺侮。

但胡哲没有认命,在19岁的时候,他开始打电话给学校,推销自己的演讲。

被拒绝52次之后,他获得了一个5分钟的演讲机会和50美元的薪水,开始演讲生涯。

2003年,胡哲大学毕业,并获得会计与财务规划双学士学位 。2005年,被提名为“澳大利亚年度青年”,2008年,担任国际公益组织“Life Without Limbs(没有四肢的生命)”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同样不认命的还有陈州,这个80后6岁父母离异,8岁流浪四方,13岁从火车上摔下失去双腿。

他以木盒为腿,从四处乞讨到流浪卖唱,他用歌声行走中国,走过全国700多个城市,并多次依靠双手“登”上泰山。

之后考入了山东省特教大学继续求学,并娶妻生子,过上幸福小康生活。

先后为希望小学、网瘾少年、进行励志演讲、演唱100多场,捐出善款50多万元,被评为“山东十大凡人善举人物”,入选感动中国。

从无腿乞丐成长为激励大师,背后的心酸可想而知,但是成功的关键就是“不认命”。

认命了,不可能赢;不认命,人生还有扳回一局的机会。

新版《哪吒》导演饺子,借着太乙真人之口,解答了很多人内心的难题:

“如果你问我,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不晓得,但我晓得,不认命,就是哪吒的命。”

人人都有“不认命”的意识,但当你慨叹“命运不公”的同时,是否拥有“斗到底”的勇气和坚持?

2、指出了“偏见是一座大山”

人人皆有偏见,人人也都生活在偏见之下。

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讲,偏见是天性,也是生存能力之一。

然而,偏见,杀人于无形。

澳洲童星Amy Everett,8岁开始,就受邀代言澳洲知名帽饰品牌Akubra,之后,也陆陆续续接到平面广告拍摄的邀请。

成名了之后,无数澳洲人都记住了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家人和粉丝们都亲切地称之为Dolly!

但是,除了很多人喜欢之外,也有很多人抱有对Dollyd 偏见,在网络上用恶毒的话攻击她。

从偶尔几次到24小时谩骂,从骂Dolly到骂她的亲人,从外貌攻击到死亡威胁。

最终,小Dolly不堪言论偏见,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Dolly曾哭着问爸爸:“为什么这些人会用最恶毒的话来骂一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呢?”

答案就一个:因为偏见。

正如新版《哪吒》中那句台词: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生活在偏见之下,很多人被压弯了脊梁,压偏了人生观。

一个对青少年犯罪调查的视频,解读了很多青少年犯,他们大多都是在偏见和辱骂中长大的。

那个经常被骂“猪脑子”的孩子,后来拿了一把枪去抢劫赌场里最有钱的那个人,当场枪杀。

那个总是被骂着“怎么还不去死”的孩子,最后用一把水果刀,捅了人。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不止一次被说过是“废物”、“蠢才”,我们要庆幸,如果不是阴差阳错,我们可能成了和他们一样的凶徒。

与这种显性的成见相比,那些隐性的偏见也让我们生活无力。

年轻时成功,被指责是“拼爹”、“富二代”、“官二代”,年轻时没有大的成就,就被笑话“一事无成”、“庸庸碌碌”。

选择不读书的人,被说“不学无术”,选择读书的人则被讥讽“书呆子”、“读书无用”、“还不是给没读过书的人打工”。

有多少人,因为这种“打击”,在生命中埋下了“不自信”的种子;有多少人,被这些讥笑和嘲讽弄的伤心欲绝,始终没有安全感;又有多少人,因为别人的羞辱和贬低,在心里种下了暴力。

而哪吒是幸运的,不但有家人的温暖,还有师傅的引导和教诲。

正因为如此,哪吒才有了“做自己”的勇气,并努力做真实的自己,最后赢得了陈塘关百姓的认可。

坚持自己,无视偏见,才能展示出真我的风采。

而我们在看淡别人偏见的同时,更要懂得摒弃自己对他人的偏见。

《傲慢与偏见》里主人公伊丽莎白,如果不是放下对男主人公达西的偏见,就不会遇到真爱、收获幸福。

3、颠覆了坏人的定义

是魔是仙,一念之间。

小时候看电视,总会轻易判断好人和坏人,白娘子是好人,法海是坏人;葫芦娃是好人,蛇妖是坏人;孙悟空是好人,李靖二郎神是坏人……

然而,长大后慢慢发现,世界不是非白即黑,好人和坏人也不是一目了然。

新版《哪吒》中,百姓眼里的哪吒,出生时就被定义是魔童,烟熏妆加上桀骜不驯的行为,经常捉弄人,是个十足的“坏人”。

所以看到他,人们就像看到了凶神恶煞,对于哪吒救下小女孩,更是没有人相信。

但是这样一个“坏人”,却拯救了整个陈塘关。

所以,绝不能以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因为放荡不羁的形骸之内,可能有一颗炙热而善良的心。

好人绝不是完美无瑕,而坏人也不是百无是处。

灵珠化身的敖丙,外表俊秀,武艺高强,更是有一颗善良之心,虽然身为龙族,但也惩治水怪,救下小女孩。

当哪吒和敖丙以灵体的形态出现在莲花里,陈塘关百姓纷纷叩首的时候,哪吒眼里是欣喜与骄傲;而敖丙,眼里更多是彷徨。

敖丙想活埋陈塘关,对于百姓而言,他是个十足的恶人。

然而,恶人也不是天生就是如此的。

敖丙本来可以按照申公豹的安排和计划,最终成为拯救苍生的英雄,但是他却不忍心有人无辜丧命,他想救下李靖和殷夫人。

至于屠城,是不想由于他的优柔寡断,葬送了龙族大业。

在哪吒的启发下,他决定做回自己,他觉悟了人生不应只是承载重托之下的家族兴衰与个人得失,他选择做了让自己不会后悔的事情——进入天雷与自己唯一的朋友共进退。

有时,我们与敖丙一样,心中也有善恶,但不会被牵着鼻子走。

正如故事《镇魂》里,鬼族的鬼王嵬生于大不敬之地,也是一个拆骨喝血的鬼族。后来因为昆仑君的点化和影响,一步步修炼自己,不负昆仑君担负使命成为了守护两界安定和平的黑袍使,直至最后身殉大封。即使他族类如此,也不会阻碍他的一腔孤勇和正义。

《我不是药神》中,那个卖过假药的王长林,在很多人眼中是十足的坏蛋,他唯利是图,并且敲诈再次卖售格列宁仿制药的仇勇。但他被警察抓住后,被讯问是谁在卖药时,王长林心中的天使打败了恶魔,没招出仇勇,一方面是信守当初敲诈时的承诺,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那些买不起格列宁的患者。

每个人的经历,决定了其对世界的认知,也决定了对三观的选择。

善与恶,很多时候不是一成不变的。

宋朝的周处,年轻时,为人蛮横强悍,恶为不断,是当地一大祸害。

义兴的百姓称当地的白虎、蛟龙以及周处是三大祸害,认为周处比白虎和蛟龙还要可恶。

有人劝说周处去杀死猛虎和蛟龙,实际上是希望三个祸害互相残杀。

周处杀死了老虎,又下河去斩杀蛟龙。

经过了三天三夜,当地的百姓们都认为周处已经死了,轮流着对此表示庆贺。

结果周处杀死了蛟龙从水中出来了,他听说乡里人以为自己已死,而对此庆贺,便有了悔改的心意。

之后改过自新,发奋读书,为官后刚正不阿,治郡有方,成为了一名忠臣。

好与坏,有时不是泾渭分明。

辨别好人和坏人,也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去理解,去思考,给“好和坏”去定义,不过是为了,在未来漫漫长路上,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跑偏,忠于初心,做更好的人。

新版《哪吒》,如此之火,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个时代的情绪,道出了很多人的所思、所感。

而观众,则通过哪吒的代言,找到了共鸣,摆脱了内心的犹豫和孤独。

新版《哪吒》的胜利,源于其正面且独到的价值观。


汉服带子怎么系

三生三世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3 次浏览 • 2019-08-08 23:14 • 来自相关话题

1.jpg

汉服带子有很多种系法,如果带子比较长,可以将其绕两圈,然后系成蝴蝶结,放在左侧或者右侧都可以,如果不会系蝴蝶结,可以将右手边的系带绕一两圈,大小适中就可以,然后用手指撑开绕好的系带,从绕圈的系带洞中穿过去,最后用食指和拇指抓紧剩下的系带,并且扯出来拉紧,左手边同上。


2.jpg

有些汉服是系在腰部,而有些汉服是系在胸部上面的,不管是哪个部位,都可以尝试以上说的方法,或者你在衣服中间的部位直接系个蝴蝶结,简约大方又美观。


3.jpg

汉服是近两年比较流行的穿搭,每当到春季的时候,喜欢汉服的小姐姐或者小哥哥都会穿着汉服出门拍照,但是穿汉服是有讲究的,不要随意穿。穿汉服时,要注意头饰和鞋子的搭配,发型也很重要,如果你搭配一头红色头发或者爆炸头,那就显得有点突兀了。

穿汉服尽量不要烫头发,短发妹子直接将头发散落下来最好,如果是长发妹子的话,可以编两个大麻花,如果想编复杂一点的发型,可以在网上搜索视频,这样更易学。